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引发全球对气候问题的担忧。其治下的美国排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机制，推动化石燃料使用，削弱全球气候治理。在此情况下，中欧作为应对气候危机的主要力量，其合作显得愈发重要。当前全球变暖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中欧在清洁技术和绿色产业方面的合作空间巨大。双方应加强合作，并将合作扩展至第三方，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积极力量。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需要各国尤其是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国可以分享其在能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经验。欧盟在碳市场机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推动全球碳市场的建设和运转。尽管美国政府气候政策出尔反尔，但美国对应对气候变化持积极态度的州完全可以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和技术创新。同时，三国相关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形式，共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023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取得了重要进展：中美共同发布《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为加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信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推动达成“阿联酋共识”。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领域的政治色彩却一再强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倾向不断显现，目前世界各国的气候行动计划尚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今年COP28成果喜人，一方面，缔约方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各类资金承诺、行动倡议涌现，全球气候行动加速落实。但大会通过的协议是全球气候行动的“生命线”，而非“终点线”。联合国气候谈判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就此而言，中国始终是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派，将重信守诺推动落实《巴黎协定》，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与各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对中国而言，能源系统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最重要途径。能源转型要处理好可再生能源发展和传统化石能源配合的节奏，从能源的供应和使用两方面同时着手，在节能的同时实现能源结构低碳化。在保证长期发展过程中能源供需基本面平衡的基础上，强化运行安全和应急安全保障机制，确保能源安全。

7月16日至19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访华期间表示，气候变化是一个“普遍威胁”，要求把气候变化与更广泛的外交问题分开处理，并称其来访并不含有对中美双边关系的未来指向。然而，气候变化不能与中美关系分开处理，气候变化的现状要求中美拿出各自最大的优势和能力深度合作。中国是低碳产业进展最顺利的国家，美国不应只聚焦于其霸权优势，而要展现出对中国的包容。

在全球气候危机不断加速演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进入关键变革期的历史节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28）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中美两国的气候外交政策选择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两国应在相互尊重、对等互惠基础上展开气候对话与合作，合力保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相比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减缓气候变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过去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得到的资金支持有限。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将近，由于能源危机持续不断，仅靠减缓气候变化已无法应对当今世界直接面临的灾难性损失，气候适应性措施的势头日益强劲。高质量的发展项目可以促进气候适应，而加强气候适应也可以带来发展红利。

近期欧洲多国因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而被迫加大煤炭依赖，而在中国，煤电在保障能源安全战略中依然重要。在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的当下，中欧双方的愿景一致。中欧绿色伙伴关系是双边关系的窗口和亮点，气候合作依然具有广阔前景。一方面，中国需加速转型，做好应对“绿色门槛”的准备。另一方面，中欧面临共同的转型困境，应加强能源领域协同发展。

未来学悲观派代表作《增长的极限》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认为，该书出版50年来，书中预测的前景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加剧的措施迟钝且乏力，导致自然环境持续破坏，人类福祉下降，社会矛盾激化。为扭转这一局面，全球亟需凝聚广泛共识，采取更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克服发展失衡，提升人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