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增长的极限》一书出版，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地球资源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和人口指数级增长的需要，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趋势继续增长，地球资源将在21世纪末之前枯竭。这一预警同当时的众多倡议一起，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发展，人类开始自我限制，控制资源消耗，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然而5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大体上仍在按照当年书中对未来前景做出的预测演进。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地球自然系统中的许多领域，人类的影响现已超出了此前预计的“安全”范围。尤其在气候变化领域，全球变暖显而易见，令人忧心忡忡。

虽然目前全球社会尚未因为资源短缺、有毒化学品排放、土地侵蚀或者生态系统退化而全面崩溃，但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崩溃的迹象，这是全球气候变化和当地社会矛盾激化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许多地区，由于贫困、不平等、权利缺失，以及国际社会对地球自我调节能力透支应对不足，人民福祉下降，生活水平倒退。

那么，未来50年最有可能发生什么呢？恐怕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加剧的措施迟钝且乏力，到2050年，自然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福祉持续下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更严重的是，全球性的贫困、不平等、权利缺失，以及气候变暖、旱灾、森林火灾、海平面上升等社会和生态问题都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全人类的生活难上加难，社会整体局势愈发紧张，社会冲突将会在各地涌现。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的话说，局部地区社会的崩溃将是全球社会崩溃的先导。

当然，全球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引发社会局势紧张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这可能是由于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人们从物质生活中获得的幸福感缓慢下降；在发展中国家，这可能是由于长期贫困和经济停滞；而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社会紧张局势则可能会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暂时缓解。例如，在中国，对于社会局势的预期可能是最为积极的，因为中国人民正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不断获益。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增多，生物多样性加速下降以及资源短缺问题的涌现，这种乐观的情绪可能也会逐渐消失。

这种全球社会局势紧张前景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将削弱全社会在逆境中采取理性措施，有力应对问题的能力。社会紧张程度越高，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解决全球范围内人民幸福感下降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差。

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是明确的：世界需要使用可再生能源以代替化石燃料，转向发展再生农业，实现全面脱贫，要求全球富人承担更多责任，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中国制定明确的五年计划，为公共事业提供有力资金支持的做法就值得全球借鉴。

为了增加全球人民福祉，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力行动，做出明显改变，打破当前互信缺失与执行力匮乏相互影响造成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全球社会在本世纪20年代面临的主要课题。

当然，想要快速落实上述解决方案困难重重：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解决方案无利可图，因此政府部门需要提供补贴或制定禁令，并辅之以强有力的执行来引导投资者。然而在一些国家，提高税收、加强监管并不被大多数选民所支持，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要丢掉选票，因此补贴和禁令在政治层面很难行得通。

不过，在世界范围内增加人类福祉仍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这需要广泛的民众共识，从而支撑起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在社会崩溃令我们完全丧失行动能力之前，这种共识和支持必须尽快建立起来。

（作者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为挪威BI商学院名誉教授、罗马俱乐部中国委员会联合创始人，文章转自“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