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不是伪命题。真正的伪命题在于——在农业市场经济和粮食安全的举国体制之中，必须二选一。事实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粮食安全熄灭论，还是粮食安全自给论，都有过于绝对而自废武功之嫌。还原国家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战略工具的本来面貌，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为明智之举。

生态建设首先要有正气，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改善不健康的风俗习惯；二要接地气，即把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加以修复，把未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加以保护，积极倡导绿色发展、实现绿色执政和绿色增长；三要顺天气，即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做好灾害预警、灾害救援、灾后重建工作。正气－地气－天气，三气合一则不生浊气，无浊气就没有雾霾。人之身体，亦复如是。只因人体本身乃一个微观生态系统，经络不通易生百病，经络相通百病皆无。

水污染防治是我國新時期發展中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水污染現象日益凸顯，從1995年至今突發水環境事件1.1萬起，平均每天1.5起。我國地表水已有近1/10失去使用功能；1/4的重點湖庫呈高營養狀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較差的逾6成，極差的近1/6；全國9個重要海灣中，6個水質為差或極差。我國水資源總量也在連年下降。1950—1999年，我國水資源總量的年統計平均值為27950億m3。但近15年，年均水資源總量已下降為26800億m3。人均水資源量下降趨勢更為明顯，2000年至2014年的平均值已達1990m3/人，進入中等缺水國家行列。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和經濟發展，給子孫後代留下了隱患，亟須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科學治理、嚴格保護。

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经历了一个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现在看起来，其实这样的转变并未就此结束。在未来，出于两国国内政治体系和国家利益的差异，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可能出现新的竞争。那就是，在此消彼长中，受美国国内反对势力的阻碍，美国将逐渐在气候变化应对上再次出现保守趋势。而与此同时，中国则因为自上而下的体制优势，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强烈愿望，进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继续高歌猛进，极有可能先于预期，提前完成减排承诺，实现低碳发展目标。

目前自下而上的模式正逐渐取代自1992年来一直指导这项工作的自上而下的方法。新方法依赖各国自愿承诺来遏制气候变化，而不再试图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协议。由于自下而上的方法尊重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行为的既定方式，它完全有能力创造积极的势头。总体而言，气候变化斗争中自下而上方法的出现是前进的重要步骤。全球气温升高3摄氏度或许很不理想。但气候变化失控的世界肯定更糟。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区”原则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不过，当前国际社会在实施“共区”原则上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共区”原则如何进一步地与当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相结合，进而形成具有相对约束性的国际应对框架。具体而言，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如何在做出自主贡献承诺的基础上，以实际行动来履行各自的承诺，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将温度上升控制在2度范围内的碳减排目标。相信，本着“共区”原则，在国际社会的推动和努力下，即将于月底举办的巴黎气候大会必可大有所为，最终克服全球变暖问题。

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正在取得进展，但还不够快。全世界为改造能源基础设施而采取的集体努力，似乎正在失去动力。人们本以为，全球技术最精湛的美国，会在新型替代能源的开发中起到带头作用。但它没有。太阳能仅占全球电力的大约1%，要想在全球能源中占据较大比重，太阳能发电必须克服三大障碍，但私营部门并不会仅凭一己之力去填补这个空白。而且化石燃料的价格影响巨大，因为它降低了衡量技术时所参照的基准。尽管奥巴马政府公开承诺要控制气候变化，但联邦政府未能弥补这个缺口。联邦政府对太阳能的投资太安全了，不太可能催生真正的突破。悲剧的是，对基础科学领域风险最大的投资已陷于停滞，而这是未来新能源的根基。

为达成广泛且具有约束力的协定，必须清除四大障碍：一、必须说服气候变暖怀疑论者，气候变化与二氧化碳的存量而非流量有关，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应负的责任远比发展中国家大。有鉴于此，应该由发达国家解决自己制造出的问题，但这一问题极难解决；二、必须解决分配公平问题；三、必须解决“搭便车”问题，各国必须兑现承诺；四、必须在各国国内采用合适的机制手段。总之，我们在取得进步，但是异常缓慢，且只是局部的。考虑到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气候恶化比预期得更快，巴黎谈判必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