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一对“中东夙敌”宣布复交，对中东地区而言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对中国来说，这表明经过70多年的耕耘，我国的中东外交政策已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奋发有为，并日益成熟。

从总体超脱到有所作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奉行“一边倒”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外交政策，中东国家并非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优先对象。在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支持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开展反帝反殖民斗争，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在此后与中国建交，中国中东外交初现成就。上世纪70年代，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阿拉伯一大片”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供了有力支持。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中东国家迎来了一波建交高潮，到1992年已与所有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总体来看，在冷战期间，中国虽不干预中东国家内政，但对中东地区事务也没有太多参与。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转向以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为主导，同时避免深度卷入地区事务，呈现出经济与政治分开的特点。中国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来自中东的石油长期占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避免原油供应短缺和价格过度波动、保障能源安全，成为我国中东外交的政策目标。因此，我国尤其注重与沙特、伊朗、阿联酋等主要油气出口国发展关系，奉行“不结盟”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长期在地区冲突中保持中立。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和企业“走出去”趋势上升，我国中东政策目标又进一步扩大为维护能源安全与促进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有选择地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其中特使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我国开始设立中东问题特使，至今已有五任，多次参与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国际调解。此外，中国还依托联合国平台，参与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多边安全合作，包括自2006年起向黎巴嫩派遣维和部队、自2008年起在亚丁湾开展护航行动、2011年在利比亚撤侨等。

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2年，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地区国家对内开始普遍谋求经济和社会转型，对外则在中美俄欧等域外大国间保持平衡，且普遍希望中国能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在内外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中东政策朝着更加积极有为的方向发展。

第一，保障能源安全与促进经济利益依然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中国不断加强与中东国家的能源、经贸和科技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2017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虽然实施了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但沙特、伊拉克、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等中东国家长期稳居前十大原油进口来源国，深化与中东产油国的能源合作对我国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暴露出该地区的发展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2016年在埃及首都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演讲时指出的：“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这一理念与中东国家迫切解决发展问题的需求不谋而合。目前，中国已与21个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以及阿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中国已经成为阿盟和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总额高达5071.52亿美元，同比增长27.1%。

第二，中国在中东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原则，建立了广泛的伙伴网络。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地区国家间矛盾集中爆发，中国没有“选边站”或“拉一派、打一派”，而是与所有中东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并与埃及（2014年）、沙特（2016年）、伊朗（2016年）、阿联酋（2018年）等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沙特并参加“三环峰会”，这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事件。近年来，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也迅速发展。2021年，中伊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2023年2月，伊朗总统莱希访华，双方签署了20多项合作协议。中国还积极推动中东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022年9月，伊朗正式获准加入上合组织，埃及和卡塔尔两国也在同期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沙特内阁于2023年3月也批准加入该组织。

第三，中国越来越注重参与并开始主导调解中东热点问题。其一，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斡旋。2015年7月，中国作为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成员之一促成《伊朗核协议》，且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出尔反尔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反对美国重新对伊朗施加制裁，并继续履行协议内容。其二，进一步发挥特使机制的作用。2014年中国设立阿富汗事务特使，2016年设立叙利亚问题特使。其三，开始主导调解中东国家间矛盾。此次成功调解沙伊矛盾是我国作为第三国主导调解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一次成功尝试，展现了我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

第四，中国开始为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稳定提出“中国方案”。例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自2013年以来先后提出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五点和平倡议”、落实“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等，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习近平主席分别于2021年与2022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也得到中东国家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响应。2022年3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还提出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的“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总目标

近年来，中东形势出现了总体缓和的局面。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中东国家加强外交自主性的趋势愈发明显，为我国继续深化与中东国家关系提供了有利环境。中国中东外交正朝着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地区治理的方向转型，在支持地区国家自主探寻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深化合作，共同解决安全与发展两大问题。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中东外交政策仍将以保障能源安全为主要目标，继续与海湾国家等油气出口国保持良好关系，推进伊朗核协议恢复以减少对伊朗的油气出口制裁，并增加与产油国在勘探、开采、炼化和运输等方面的全产业链合作。与此同时，我国还将以自身的科技、经济发展带动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提质增量，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合作调动各国的优势要素、互补短板，加强非石油商品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发掘投融资和信息通信、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科技合作的空间。

在安全方面，中国将以与中东国家合作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为引导，既注重调解地区国家间矛盾等传统安全问题，也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与中东各国都维持友好关系，斡旋沙伊复交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中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而且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具备单独调解或主导国际多边机制调解地区冲突的能力和公信力。2023年3月，中东问题特使翟隽穿梭于巴勒斯坦、以色列之间，执行推动巴以和平进程重启的新任务。此外，中国将与中东国家在应对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深化合作，包括共同维护国际航道及相关水域安全、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合作等。

当前，我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实此前提出的各项“主张”与“倡议”，并在实践中完善这些“中国方案”，同时提出更加系统化、具体化的和平方案，譬如地区冲突的停火条件、实施方式和战后重建安排等。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并不是要填补所谓“大国权力真空”，归根结底还是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总目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