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往往会带来国际秩序的大震动。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一直外干大变革之中，国际秩序也始终处于重组之中。如果说由工业革命带动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建构起了支配世界的自由帝国主义秩序，那么作为被支配者“反向运动”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则撕开了由西方主宰的国际秩序的口子，世界政治由此进入了两极对峙的冷战状态。虽然后来美国打赢了冷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并建立起单极霸权优势，但中国以自身迅速的工业化发展再度推动了国际秩序的变革，人类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秩序的主导者自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甚至会不惜代价地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正如美国把中国定位为21世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一样。中国未来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中国大战略中的“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依然存在？

依据世界政治学原理，中国面对的风险将会增加，但总体可控，中国未来5-10年将处于一个“风险可控的战略机遇期”。

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政治思潮所导致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显然，作为影响国际关系恒量的地缘政治并非其考察重点，因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学主要聚焦于这个恒量，它无法解释和预判国际秩序的变动，而世界政治学关心的是国际秩序变动的根源。为什么在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国际秩序一直处于变动和重组之中，这无疑是有“变量”在发挥作用。如果说国际秩序是结果，那么塑造这个结果的便是变化中的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传统的国际关系分析都围绕国家展开，但在世界政治视角下，无论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最终都是由人构成的，一切政治经济分析都应还原到人的观念与利益上来。人的行为受利益和观念两种因素支配，世界市场是利益的舞台，政治思潮则是观念的汇聚。抓住了这两个关键词，就能大致把握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以及正在变动的世界政治走向，这有助于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并保持政治定力。

一、世界市场

作为一套组织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一旦离开世界市场便无法存活。近代欧洲的内部战争与海外殖民贸易扩张培育出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这一对孪生物。欧洲民族国家推动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壮大了民族国家，二者的合力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就是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生命线，离开了世界市场，靠战争和贸易扩张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和资本主义经济体都会萎缩。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世界市场已成为连接欧美与中国的生命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明了这一点。“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创造了以自己为主体的现代国家，所以“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经典作家无比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

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演化五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占有了世界市场，就等于拥有了支配世界的权力。因此，世界市场本身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权力大小的尺度，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围堵第一大世界市场国家的先例。我们常说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主要是就世界市场的意义而言；同理无论过去英帝国的衰落还是当下谈论的美国衰落，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占有世界市场的比重下降的结果。

二、政治思潮

思潮是思想观念所诱发的社会运动或政治斗争。作为政治思潮核心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变迁，离不开其信奉者在世界市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市场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随着资本主义组织体系在各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建立，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资本主义学说即自由主义同时诞生，从洛克式自由主义到主张国家进场的新自由主义，再到回归古曲自由主义的哈耶点式新自由主义，都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变化不断翻新而来的。同理，在世界市场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阶级和民族在求翻身、得解放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思想观念并由此形成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民族解放运动，这就是针对自由主义及自由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民族自决权理论。同理，当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处于衰落中时，其国内就可能滋生反世界主义的各类民粹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

三、世界秩序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政治中，国际秩序是在世界市场与政治思潮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支配世界市场的西方国家创造了各种支配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以使其帝国统治合法化，如白人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上的“历史终结论”。这个国际秩序被西方称为“自由国际秩序”，实际上它是典型的“自由帝国主义秩序”。处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在解放性政治思潮的推动下，通过反抗与革命撕裂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不难看出，思潮的背后是利益，而利益取决于各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

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互动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是一个矛盾体。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所鼓吹的必然是以自由贸易为底色的政治思潮，处干世界市场边缘地带的国家所主张的可能是以保护主义为底色的各种反抗性、民粹性政治思潮。这种对立造就了冲突性的国际秩序。更重要的是，当世界市场的中心发生转移时，依赖世界市场的西方国家又会产生反世界市场的观念，从而出现对外关系中的“人格分裂”现象——经济利益上依赖世界市场政治思潮上则反世界市场，这使世界市场中的新兴中心国家必然成为矛盾的焦点。

四、世界市场-政治思潮互动下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正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国家之一，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应如何看待百年变局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已是众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供应链的产出规模正在追平美欧两大供应链的总和，中国的消费市场即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这些都意味着世界经济权力正在快速地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转移。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市场份额正在收缩，进而引发了国内政治矛盾和社会思潮变化，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

这样，在世界市场中处于收缩地位的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必然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市场分工存在双赢和共生的机制，这些国家离开世界市场就无法存活，因为资本主义是依赖世界市场建立起来的组织化体系，而中国已在世界市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国家离不开中国选择对华“脱钩”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另一方面，权力分配具有排他性与零和性的特点，世界市场中心地位的转手让这些国家感到失落、焦虑和恐惧。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凝聚为两党反华共识，这种民粹主义还会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表达，如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不用说参加其中的一般国家，即便是作为“盟主”的美国也一方面在观念上敌视中国、在政策上挑起对华经贸摩擦，另一方面对华贸易总量却逆势攀升。德国前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任期间也是如此，上任伊始的默克尔受意识形态因素驱动推行“价值观外交”，其标志事件是会见达赖喇嘛，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德国来自中国的那部分世界市场利益，并因此成为中欧关系的最有力捍卫者。舒尔茨政府内部宣扬不能依赖中国市场的声音也一度甚嚣尘上，但部分部长们的反对并未能阻止奥拉夫·舒尔茨(Olaf Scholz)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政府首脑。日本则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追随美国实施“价值观外交”，但还是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将身处这个矛盾体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中国国内市场影响世界市场的能力决定了那些曾经的世界市场中心国家离不开中国，同时它们在世界市场中的收缩所刺激的民粹主义影响下又敌视中国。对处于这种矛盾体世界中的中国而言，如果掌握了认识国际秩序的方法论，就能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保持自信，在大战略上保有政治定力。

笔者认为，在不发生因台湾问题而引发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事实性军事冲突以及能够保障自身政治安全的前提下，中国依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之中，虽然中国面临的困难更多、挑战更大(如美国建立供应链联盟体系、扩展“五眼联盟”和意识形态联盟等)，但依然能够以时间换空间，利用好新的战略机遇窗口。中国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一条可行路径就是依托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决定性地位，以世界市场对冲和化解由政治思潮变化形成的敌对力量及负面因素。对西方国家来说，围堵一个能决定世界市场走向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反噬，这违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