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及俄罗斯的反制裁，不仅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而且极大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根基。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正向二战前的地缘政治经济安排方向倒退。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时代主题由“和平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转换。

全球经济出现了两个趋势，即基于价值观之上的“小院高墙”和以安全为上的产业链重组。已经成立的、以日本为龙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11国，2022年刚成立的、有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5国，和由美国倡导的、拟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形成的三个不同的多边圈子，有着不同的机制安排。美国相继出台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在采用或惩罚或补贴的方式力促产业链回流美国的同时，将产业链集中于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或地区。

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能源与粮食价格暴涨，推动全球经济由“类滞涨”快速滑入滞胀。种种迹象表明，2023年全球多数经济体陷入衰退已是大概率事件。主要国际机构均已明显下调对2022年和2023年全球GDP增长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2023年，全球大约1/3的经济体将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收缩。即使在经济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民众也会因价格上涨和实际收入减少而“感觉像是经济衰退”。

受乌克兰危机和世纪疫情的双重冲击，世界正经历产业重构与地缘政治重构的互动过程，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构成重大挑战。

2022年中国经济表现不及预期，增速第一次低于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目标，而且是1990年以来第一次低于其他主要亚洲国家。这对力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严峻考验。虽然政府采取了以出口增长对冲消费疲软、以基建投资增长对冲房地产投资萎缩的经济策略，但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基建投资疲态的影响，这一逻辑目前难以为继。2023年，中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经济好转。

全球产业格局的重构既是去全球化的表现，又是全球化新安排的机会。

首先，全球产业链正向欧亚大陆中心方向集中，从而使“一带一路”的意义凸显。在“一带一路”沿线，已有上海合作组织和RCEP两个多边国际机制。而中国处于枢纽地位，是主要成员，同时又具有庞大的制造业，可以在“一带一路”产业链中发挥强链补链作用。事实上，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已使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认识到自身的利益，而不再完全地选边站队，这突出表现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的扩员，以及以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为标志的中海战略合作关系的成立。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取得巨大进展，并将继续取得进展。

其次，中国应大力投资低碳经济，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向，也是抵制“脱钩”逆风的重要抓手。在房地产投资出现转折性下降以及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出现疲态时，低碳经济是目前可以把握的投资方向。相对于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中国在低碳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没有代差，甚至处于领先态势，例如供给端的风光电技术、需求端的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技术。如果说芯片等中国仍有代差的产业和技术较易被美西方打压，成为“脱钩”压力较大的产业，那么在低碳产业的赛道上，美西方没有优势。相反，中美乃至全世界都认为这一赛道是需要加强合作的领域。

第三，对于房地产业历史性下行带来的金融风险，必须做好政策准备。预计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将转入负增长，这标志着房地产靠人口增量所产生的刚性绝对需求增长的年代已经结束。区别于过去房地产需求旺盛导致的市场波动，尤其是价格波动的问题，当前出现了全国性的普遍需求不足。需求端的急剧变化不仅使供给端严重不适应，而且极易导致金融快速去杠杆，目前出现的因交楼拖延而导致的停贷现象就是信号。房地产业占中国GDP的16%，加上其前后关联的行业，对宏观经济表现影响巨大。

第四，乌克兰危机冲击着全球金融市场，其中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美元指数大幅波动的风险。美元指数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出现的，迄今共发生过三次大幅上升与下降的过程，都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历史上，美元指数大幅升高在导致发展中经济体货币及债务危机的同时，也导致国际货币结构发生变动，并造成相应的金融动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测算，目前阿根廷、土耳其、黎巴嫩、尼泊尔、缅甸、巴基斯坦、秘鲁等多个经济体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而中国正是其中不少经济体的最大债权国，这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

（作者为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