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复交，掀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6年之后，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1978年8月l0日下午，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专程前来签约的园田直外相和日方谈判班子的全体成员。邓小平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是要取得你们的帮助，但我也深信，日本也要取得中国的某些帮助。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放几年不要紧，达不成，我们就不友好了吗？这个条约就可以不实行了吗？要把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慢慢来，从容考虑。我们两国之间是有问题的。我们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处境不同，不可能任何问题都是同样语言。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很多，凡事都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要更多地寻求共同点，寻求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和相互配合的途径。条约的性质就是规定了这个方向，正如园田先生说的，是一个新起点。”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副总理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考察、取经和向日本发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之旅，对中日关系的推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其作用难以估量。正是在此背景下，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日本热”，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大量的日本专家、学者被请到中国讲课，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相继举行，官民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迅速发展。

邓小平访日两个月后的1978年12月7日，日本成立了大平正芳内阁。1979年1月28日下午，邓小平赴美访问飞临日本上空，想到老朋友大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一周后，从美国回国时，计划在贵国逗留，我为那时能同阁下及其他日本朋友交谈而高兴。”邓小平结束访美后，2月7日抵达东京，如约同大平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谈。会谈进行了1小时40分钟。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大平首相在方便时访问中国。

1979年12月5日，大平首相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与邓小平会谈。就是在那次会谈中，大平首相表示：为维持和发展与中国的稳定友好关系，愿对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尽可能的合作，宣布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

1983年11月23日至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在会谈中，他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于1984年访华，成功地举行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中曾根首相提议将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增加“互相信赖”的原则，并响应胡耀邦关于谋求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主张，提议设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1984年3月23日，中曾根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一致同意设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由两国各界知名人士组成）。

中曾根康弘首相于1984年3月访华，受到中方的最高礼遇。机场安排了欢迎队伍，少先队员献花，领导人迎接。欢迎仪式上，鸣礼炮和检阅三军仪仗队，这些礼宾文革期间取消了，这是首次恢复。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南海设家宴欢迎中曾根全家，开创了中国领导人设家宴款待外国元首的先例。

中曾根抵达北京的第二天，邓小平就会见了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超过预定时间40分钟。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向日本发出了十分明确的信息，说“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

邓小平对中曾根说：“胡耀邦（去年）在东京同你们之间作了一个有远见的决策（指成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就是要实现面向21世纪的友好。但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22世纪、23世纪也要友好下去，是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谁要反对它，我们就要以更加友好的行动来回答他，这件事的重要性超过了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件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特别欢迎你和安倍（晋太郎）来访。”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看中日关系，应该向前看，应该从历史的长远眼光看问题。希望今后交往更紧密一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中日两国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远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中日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意义”。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还花时间谈到两国加强经济合作问题。他说：“我相信，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朋友的帮助”。邓小平特别把合作提到“使命”的高度，讲到什么是“大局”、什么是“细节”的问题。他说：“中日两国要友好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细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间引起轩然大波。经过斗争，他改弦更张，翌年就停止了参拜，并作为首相于1986年11月第二次访华，使中日关系得以继续保持发展势头。

为何停止参拜？中曾根自有其考虑。不妨看看他1986年9月16日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的答辩吧。

他说：“在国际关系上，以为只是我国的想法正确，是错误的。单方面的道理是危险的。正确的政策是，要考虑到亚洲各国的国民感情，按国际通用的常识和通常的想法去做。我认为，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符合国益的。如果日本在亚洲孤立了，那些当年满以为自己是为了亚洲而战死疆场的将士们、英灵们会高兴吗？我认为，（不去参拜）英灵们也会理解的。”

中曾根也深知日本过去的侵华战争留下的“负遗产”有多大。他说：“应该知道，因日本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膨胀和侵略而使受害国产生的怨恨，在战争结束一百年、三代人之内是消除不了的。我们在下一个50年，必须进一步走克制和谦让之路。”

1987年11月至1989年5月执政的竹下登采取重视亚洲的政策。竹下早在1982年就强调“亚洲重点主义”为其一贯主张，就任首相后强调在以日美协调为基轴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以增进与韩国、中国、东盟等邻国的关系为主要课题，积极进行经济合作。竹下说日本的基点是亚洲，将来亚太地区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平等的地位齐聚一堂，举行太平洋国家首脑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军事上，他坚持专守防卫、非核三原则及文官控制制度，不做威胁他国的军事大国。强调不做军事大国是日本的国策，并在访问朝鲜和中国时重申这一原则。

1988年8月，竹下首相访华，宣布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总数达8100亿日元。他在西安发表演讲强调，唯有和平才是日本应走之路，应遵循日中联合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努力实现21世纪的日中友好。

竹下退任后为促进日中经济合作做了大量工作。每逢涉及向中国贷款、投资和有关重要经济合作项目，他都尽力促成。1990年6月成立的日中投资促进机构，就是在竹下倡议和促使下搞成的。1991年，竹下力劝金丸信改弦更张，取消邀请，从而打掉了李登辉窜访日本的计划。

1989年春夏之交的的北京政治风波之后，日本政府参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冻结了两国之间部长级以上的高层往来和一些合作项目，限制日本人来华，推迟原定秋季开始提供的第三批政府贷款谈判，使两国关系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1989年8月9日，海部俊树出任首相。北京政治风波百日之后，即9月17日至19日，日本著名政治家、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这是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大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团。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见伊东一行时说，中日友好十分重要，对中国十分重要，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友好对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

邓小平还说，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大家的愿望。

9月25日，日本政府宣布全部解除有关日本人访华的限制。

11月9日至13日，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斋藤英四郎为最高顾问、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华。

邓小平主席在会见中告诉客人，这是他告别政治生涯之前正式会见的最后一个访华团。在谈到中日合作时，邓小平主席坦诚地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发展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日本要自慎，不要自大；中国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

11月27日至12月1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樱内义雄率团访华，邓小平作为老朋友应约礼节性会见樱内义雄及部分随行人员。

邓小平在这次会见中，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关注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哪！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肯定有人会不高兴的，但是你们的勇敢行动证明，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12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邀请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北北京政治风波后首次应邀访日，具有特殊意义。1990年1月16日至25日，邹家华如期访日，会见了海部俊树首相、中山太郎外相等日本政府领导人。

海部说，中日两国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希望两国关系在加强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中山表示，日本无意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与日本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也无意据此制定对华政策；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早日恢复正常。

1990年6月底、7月初，李铁映国务委员访日。

7月中旬，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小和田恒作为首相特使来华，向中方正式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恢复第三批政府贷款的决定。

11月中旬，吴学谦副总理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赴日出席日本明仁天皇的即位典礼。

1991年4月和6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和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先后互访，就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问题达成了一些原则协议。双方初步商定，将通过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和举办一些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和发展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在经过一段曲折后完全恢复正常。

海部首相在会谈中说，日中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日中加强对话日益重要。稳定发展日中关系，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愿意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推动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

此外，海部向北京各界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和日中关系》的政策演讲。中日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文化无偿赠款的换文。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追加150万美元的紧急救灾援助。

自海部内阁始，日本政权六度更迭。各届内阁的对华态度不尽相同，但对发展对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海部内阁成立时，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该内阁强调日中特殊关系，与欧美的对华政策拉开距离，恢复了经济合作，从而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制裁。海部首相作为西方国家领导人第一个访华，使中日关系全面恢复。

1991年11月宫泽喜一出任首相后，邀请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决定天皇访华，积极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泽民总书记应邀访问日本，将中日两国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活动引入高潮。

江总书记强调，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政策。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道，把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推向前进。对两国关系中现存的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双方要以大局为重，妥善处理。

宫泽首相说，日中两国有两千年的交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的影响很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感到十分高兴。

宫泽特别强调指出，今天的日中关系不仅是日中两国之间或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进入“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时代。对日本来说，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同等重要。

宫泽还说，自苏联解体后，正在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当今世界，要求日中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愿意同中国相互合作，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创造和平环境作出贡献，并更加积极地支持各国为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努力。

宫泽表示，日本期待中国今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同时，日本愿意对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继续给予力所能及的合作。

1992年10月23日至28日，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日本天皇明仁偕皇后美智子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首开了天皇访华记录，意义非同寻常，象征性地说明了中日间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回过头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实现两国国家元首互访，为两国关系书写了最辉煌的一页。

宫泽任内，其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于1993年7月发表著名的“河野谈话”，为二战时期“慰安妇”问题道歉。

1993年8月开始的细川护熙政权是日本政坛48年来第一个联合政权。他上台伊始就明确地表明了对历史问题的立场。他表示“要向世界明确表示反省过去的历史”。细川一上台即表示要维持和发展良好而稳定的日中关系，他为谋求建立冷战后新型日中关系访问了中国。

1994年初夏，羽田孜出任日本首相。虽然只有短短64天，但在维护中日友好关系上态度积极。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否认南京大屠杀、公开为侵略战争翻案事件发生后，羽田首相当即致信中国领导人，认为其行为不妥，向中国表示道歉。

1994年6月，村山富市联合政府成立后，表示要以比历届内阁更高的热情发展中日关系。1995年8月，村山富市访华。期间，他前往芦沟桥凭吊后参观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并题字“正视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

8月15日，村山首相就历史问题发表谈话表示，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残酷告诉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及至世界的和平。此次讲话被舆论界称为“历史性的村山谈话”。随后他又对来访的《人民日报》记者郑重表示：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军侵华事明确表示道歉。接着，日众议院通过了“（日中）不战决议”。

1996年自民党重返政权，桥本龙太郎内阁成立后，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表示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主张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参加七国首脑会议。

然而，就在199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日本外务省在钓鱼岛问题上，骤然改变了事实上承认争议并与中方达成默契的官方立场，开始否认存在争议的事实，致使该问题愈加复杂，并埋下了争端爆发的“火种”。自此以后，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两国的矛盾和摩擦增多。随着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所处的环境、力量对比出现的重大变化，两国关系进入了转型期，发展的难度明显增大。

读史令人睿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到来之际，回眸两国从恢复邦交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段辉煌灿烂的历史，是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坚持中日友好是正道，中日友好的大旗永不褪色，而我们两国的诚意相处和交往，是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