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牌经济优等生德国遇到不少麻烦——能源短缺、物价高涨、通胀飙升等纷纷来袭。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2022年5月的通胀率为7.9%，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

5月的进出口数据更是“吓人一跳”，传统制造业强国和出口大国德国出现了30多年来的首次货物贸易逆差。

德国联邦统计局认为，能源产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导致高通胀率的主要因素，供应瓶颈和新冠肺炎疫情同样推高了通胀水平，而德国政府采取的能源价格减负措施作用有限。

高通胀致民众生活艰难

当前的俄乌冲突无疑给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对德国来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不仅是近邻，也是能源、粮食、金属等诸多重要商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军事行动和欧盟不断升级的对俄经济制裁严重破坏了原本的国际贸易秩序，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升高、能源短缺、供应链瓶颈等大幅推升了物价。

涨幅最为惊人是能源价格——与2021年同期相比，轻质取暖油的价格上涨了近95%，柴油上涨了46%，液化气上涨了113%。食品价格的涨幅也颇为可观——动植物油的价格平均上涨53%，面粉涨价28%，鸡蛋涨价25%。有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德国消费者所感知到的物价上涨幅度约为18%。

面对短缺和通胀，德国人现在不得不量入为出。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说，自己如今把淋浴时间控制在5分钟内，并号召民众节省能源，节俭度日。

4月底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德国人已经开始削减开支。削减开支的方式包括减少外出就餐和去影院观影（45%的受访者）、购买衣物（40%）和度假（33%）。而且除了这些享受型消费，在用电、交通出行、购买食品和日用品等基本生活开支上，德国人也开始勒紧裤腰带。

在另一项调查中，有1/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财务负担“重”或“非常重”。实际上，由于价格传导的迟滞性，目前的零售价格还没有完全体现出上游原料的价格涨幅。而当秋冬采暖季到来时，消费者或将更深刻地感受到燃气和电力价格暴涨导致的切肤之痛。最糟糕的状况还没有到来。

经济衰退或难避免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德国的贫困率和贫困人口增幅均创下两德统一后的新高。2021年末，有1380万德国人陷于贫困，约占德国总人口的16.6%。如今，新一轮的严峻考验已然到来。

首先，通胀会加剧贫困人群的困境。德国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确会根据通胀水平变动而进行调整，但只在每年初进行一次，而且在计算时会追溯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价格变化趋势。在价格变化平稳的时期，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在出现剧烈通胀的情况下，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涨幅就会严重滞后于物价涨幅，使本来生活就已捉襟见肘的贫困人群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其次，通胀会将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淖，从而使更多人陷入贫困。

目前，高涨的物价侵蚀了民众的购买力，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德国私人部门投资信心低迷，6月底出炉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更是创下数十年来的新低。持续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德国的公共财政带来巨大压力，靠增加财政开支来拉动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

飙升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也使德国的出口承压，德国因此30多年来首次出现商品贸易逆差。拉动经济增长的所有“马车”如今都陷入泥淖。2021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为2.9%，基于当前情况，今年的增长预测已下调至1.5%。如果能源供应情况进一步恶化（假如下半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彻底断供），德国今年的经济产出甚至可能出现两位数的萎缩，从而陷入深度衰退，并危及超过500万个工作岗位。

最后，失业潮将对德国庞大的社会中层造成严重冲击。勤奋工作、追求稳定的社会中层从来都是德国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的重要中坚，中层的跌落再加上底层的绝望，将撼动德国“橄榄型社会”的稳定性。有专家因此发出警告：要警惕德国“从底层解体”。

为应对来势汹汹的通胀，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纾困措施来改善民生，比如降低汽柴油的税率、推出低价车票、为特定人群发放临时性补贴等，并考虑为能源设置最高限价。

但是，补贴只能暂时性改善民众的购买力，无法抑制通胀，而人为地平抑价格，近乎饮鸩止渴。目前价格上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物资短缺，减税压价会因为刺激需求而使价格很快攀升至原来甚至更高水平。同时，设定价格上限会牺牲企业盈利，影响商品的供给，从而进一步加剧物资短缺。

更令人担忧的是，物价可能会在高位固化并引发所谓的“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为应对通胀，企业提高员工工资，工资上涨进一步推高生产成本与商品价格，从而导致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

为此，德国总理朔尔茨希望与劳资双方——工会和雇主协会共同协商，商议“如何在不给雇主增加过多负担及加剧通胀风险的情况下改善雇员的财务状况”。但此举不仅没有得到劳资双方的积极响应，舆论也是一片质疑：人们对联邦政府竟拿出1967年就已被弃的陈旧措施而感到震惊。更何况，政府不干涉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

出路在何方

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现在很难拿出抑制通胀的有效政策，最多只能尽量减轻其导致的后果，并且更公平地分配损失。面对高通胀，只有欧洲央行有能力重拳出击，因为它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强有力地抑制通胀。

欧洲国家目前出现通胀问题的背后，无疑也存在货币因素——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开闸放水，过剩的货币为当前的通胀推波助澜。回顾40年前的石油危机时期，人们做了种种尝试来抑制通胀，最终还是选择央行大幅提高利率这一方法。现在，欧洲央行已经宣布在7月加息25个基点，这是其自2011年来首次加息。

有评论认为欧洲央行出手太晚，加息幅度也过于温和了。但必须看到一点：欧洲央行不仅要像其他央行一样，在“控通胀”和“保增长”之间谨慎权衡，而且还要面对欧元区成员国之间仍然存在的巨大经济差异。

过高的利率会给已经债务高企的成员国带来财政压力。最近几周，意大利国债与德国国债的利差不断扩大，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新欧元危机”的说法。因此，担心欧元区凝聚力的欧洲央行仍是自己的囚徒，无法与通胀这个幽灵放手一搏。

除货币外，全球化的退潮其实是隐藏在此次通胀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鼎盛时期，开放经济体几乎从未有通胀肆虐，因为无论是能源、原材料还是产能，一旦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短缺，就一定会有其他地区前来补缺。全球竞争确保了长期低廉的价格。在低通胀时代，企业和国家都能以低成本进行投资。全球化虽然助长了投机和贪婪，增加了金融风险，但也让通胀难以肆虐，从而保障了繁荣与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中，德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的国际贸易额几乎翻了两番，人均净收入增长了近50%。但德国“进口低价原材料，加工出口高附加值商品”的增长模式严重依赖开放的国际市场——依赖能稳定供应低价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采购市场，依赖有购买力的广阔销售市场，依赖高效可靠的国际物流。

因此，当前的供应短缺和物流阻滞无疑给德国带来了尤为深重的打击，不仅在短期造成严重通胀，而且动摇了德国的长期增长模式，为其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敲响警钟。

可以看出，就德国最近遭遇的经济问题而言，面临的能源和原材料短缺问题是导火索，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货币过剩则是助燃剂，而在全球化渐渐退潮的过程中，炸药一点一点被埋下。

金融危机、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地缘冲突……各种因素造成世界贸易在2008至2019年间萎缩了近5%，全球投资在2016至2019年间减少了一半。世界银行预计，俄乌冲突将导致世界贸易至少暂时性萎缩1%。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

近年，“摆脱依赖”“战略自主”已成为德国和欧洲政界的流行词。对深度嵌入国际产业链并享受了数十年繁荣果实的德国和欧洲而言，如何在后全球化时代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以求“独立而不自我孤立、自主而非自给自足”，的确是重大而紧迫的挑战。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