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当前美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反映出来的现状，学界和舆论界已经掀起有关“美国自我纠错能力是否已然失灵”“美国是否已经衰落”的一轮又一轮争论。这些争论背后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当前阶段的美国。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大国通常只要内部不出事，外部挑战就相对可控。但当下美国的问题恰恰在于多重内部矛盾激化，虽然不算历史上最尖锐的时期，南北战争时期或者20世纪60年代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时显然要比现在更加激烈，但确实称得上是最复杂的时候。这些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复杂矛盾，归纳起来大概包括五对。

困扰美国的老矛盾沉渣泛起

一是上下矛盾。传统意义上讲就是阶层矛盾，冷战时期美国执政者比较注意培养和扶持中产阶层，确保中产阶层获得一定福利，但冷战结束后，因为没有跟苏联竞争的迫切需要，美国政府开始削减这些福利，导致中产阶层逐渐萎缩，或者说出现中产阶层“贫困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时的不少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总人口中的中产阶层占比已经高达80%左右，但近些年来的统计显示已经降到50%上下。美国之前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学上比较推崇的菱形或橄榄型结构，但现在已经变成金字塔型。这种金字塔型社会分层过去往往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发展不均衡的表现。但现在出现在美国，说明其社会结构恶化了。

美国社会上下矛盾是一对老矛盾，过去一直都有，只是近年来重现抬头并更趋激化，这主要反映在两个事件上。一个是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时运动者的口号就是美国不再是林肯总统讲的“民有民治民享之国”，而是“1%有1%治1%享”的国家。那场运动虽然一时平息下去，但深植其中的社会矛盾并未就此缓解甚至消失，相反还在继续累积加剧。这种趋势的集中表现就是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日益严重，直接导致前述的第二个事件，就是特朗普上台。

二是政治极化或曰左右矛盾。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过去都有强大的温和派，但现在温和派在各自党内都失势了。其中民主党内的左派，有时被称为“白左”，热衷于搞身份政治，动不动就给人贴标签；共和党内则是民粹右翼占据上风。这使两党妥协更加困难，导致美国渐渐堕入“否决政治”怪圈，政府执政能力下降。

三是黑白矛盾或者种族矛盾。种族矛盾其实也是美国的一个老问题，因为在建国和发展过程中残酷对待原住民和使用大量奴隶，这也是它的“原罪”。但客观而言，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种族问题一度有所改善，这事实上也算一种历史进步，以至于后来美国先后出现了黑人国务卿和总统。但现在这对矛盾再次抬头，而且比以前更加复杂，除了黑白矛盾还有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导致对亚裔的歧视等问题。

新矛盾叠加但缓释之策稀缺

以上三对矛盾我认为都算是美国的老矛盾，但现在都沉渣泛起再次加剧。接下来的两对矛盾则是相对新近才出现的。

第四对矛盾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矛盾。1971年8月15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搞了一场“尼克松冲击”，单方面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这实际上是一个违约行为，1944年美国倡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金本位制度，其他国家汇率紧盯美元。美国当时承诺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可到美国央行兑换黄金，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违约，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制事实上的崩溃。但因世界各国已对美元产生路径依赖，美国的违约脱钩没有受到惩罚。

美国经济从此开始走上金融化道路，而且这种经济金融化趋势很快获得一个抓手，就是互联网，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投资开始大规模向互联网上聚集。经济的金融化和网络化就构成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相应地开始萎缩。不过，实体经济毕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支撑，本来虚拟经济无法脱离实体经济，而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但美国国内的情况却是虚拟经济压倒实体经济的态势愈发明显，这导致了资本家集团内部出现分裂和矛盾。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没出现过的，相当于精英或统治阶层内部开始精神分裂。

第五对矛盾就是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已经因此出现地域上的重新分野，其中全球主义者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西海岸从西雅图到旧金山、洛杉矶再到圣地亚哥，东海岸则是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一线，两个沿岸地区的民众和资本家集团都倾向于支持全球化，与外部联系密切，并从全球市场获利丰厚。但美国内陆或者说心脏地带对全球化的参与相对较少，比较倾向于支持本土主义。

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竞争就展现了这对矛盾。希拉里的选民群体主要是全球主义者，特朗普的票仓则更多是本土主义者。按GDP算，希拉里支持者的比重约为2/3，特朗普支持者是1/3。虽然经济实力上是全球主义更强，但本土主义的政治力量却更胜一筹，这也表明本土主义仍是美国根基所在。

总的来看，以上五对矛盾中的前三对是老矛盾重新抬头，后两对是美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新矛盾。新老矛盾交织的结果，就是美国社会遇到的问题较之以往更加复杂，简单用历史眼光去看美国可能就不对了。罕见复杂的矛盾亟需以创造性的思维和手段加以解决。但问题是，美国现在又缺乏真正的政治家。美国历史上是比较幸运的，建国前后有一批颇具远见的国父先贤，南北战争期间出了林肯，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又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此等等。当今美国的形势实际已在呼唤这类政治人物的出现，但迄今为止还没看到有谁能站出来。美国政坛多的是政客，他们往往是背后利益集团的傀儡，难以成为超越利益束缚的政治家。

结果就是美国两党现在的施政策略多是急就章，缺乏系统思路，治表不治里。过去很多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历史上一直都问题重重，但它的制度纠偏或自我纠错能力较强。但现在还能否下这个判断，就是问题了。

美国自我纠偏能力已成问号

客观而言，如果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甚至社会公众能够在态度上正视这些复杂矛盾和国内现状，就还有机会尽快找到解困办法。美国自己既有独特优势又相当熟悉的一条脱困路径，就是寻求生产力突破，尤其推动科技创新甚至革命性发展。

回顾历史，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当即震惊美国。面对“斯普特尼克时刻”，当时华盛顿的反应是立即举全国之力寻求科技突破，随后逐步取得并扩大对苏联的领先优势，到1969年已经在“阿波罗计划”中实现人类第一次成功登月。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德国和日本在产业方面的激烈竞争，美国虽然也有各种打压，但主要着力点是快速转向互联网赛道，以“互联网”战胜“汽车”的方式再次获得显著优势。

这些经历表明，美国能否在困境面前再次展现“韧性”，关键在于能否直面问题，进而组织各方资源和力量推动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即便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性科技创新面临瓶颈，美国只要态度端正也还能退而求其次，着力调理好国内日益突出和复杂的各种矛盾，比如再次注重扶持中产阶层这个美国力量的重要支撑，着力缓解政治恶斗和“否决政治”痼疾，尽力控制社会层面的种族和地域矛盾等等。

但现在美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正视自身问题，在摆脱困境的思路上也出现严重偏差。这从拜登政府不断将国内通胀归咎于俄乌冲突，继续将国内就业甚至更广泛层面的经济问题怪到中国头上就可见一斑。竭力对外转嫁矛盾，自己病了却硬逼着别人吃药，华盛顿的根本逻辑就是错的。

除了多重矛盾空前复杂交织，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政治家和新思路又都稀缺，态度认知和解决路径严重偏差，今日美国还有一点跟历史上不同，就是它的力量没有过去实在了。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老老实实搞实业的，基础坚实，以至于现在人们提起美国，还很容易想起二战时期的美国。当时美国展现出极为强大的工业爆发力，在从“珍珠港事件”到日本投降的不到4年时间里，建造70多艘航母、500多艘驱逐舰和29万架战斗机。但现在因为虚拟经济压倒实体经济，那种具备实实在在力量的美国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这样一个美国还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自我纠偏解决问题，本身就画上了问号。就像一个人年轻时身强力壮，摔哪跌哪很快就好，一旦年纪大了，摔上一跤可能就是致命的。

美国现在无疑仍是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正确认识和判断美国也是了解世界发展态势的一个关键因素。我的看法就是现在美国的真正挑战在于内部矛盾空前复杂，当前自身实力包括应对矛盾的能力都在相对下降，因此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很多观察和判断也需与时俱进有所调整。说白了，就是不能再按传统思维，而是需要有新视角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