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立陶宛追随美国推动“价值观外交”，积极推进冒进式外交策略。其对华政策转向激进，反华操作不断。7月20日，台湾当局称，已与立陶宛达成协议，双方将互设“代表处”，这亦是欧洲国家2003年后首次与台互设“代表处”。同日，外交部、国台办发言人对此进行严厉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反对建交国同台湾互设所谓“代表处”，并敦促立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建交承诺，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我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今年2月，立议会作出决议，呼吁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并加强与台联系；5月，立单方面宣称退出合作机制。立一系列越线举动，既是因其去年政党更迭后外交政策的调整，更有美国等作为“背后影舞者”的推波助澜。

“东翼前沿”之国

立陶宛原是苏联加盟共和国，该国东与白俄罗斯接壤、南临波兰及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为“北约东翼”国家，自独立以来就将融入西方体制、反俄抗俄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事项。近年来，立一方面加强与美国及北约协调，促使北约在2016年峰会上作出在立进行“强化前沿部署”的决定；另一方面则积极介入周边事务，包括积极推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介入调停“2004年乌克兰总统之争”、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为乌提供支持、支持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等，以抗衡俄影响力抬升。

在心理认同上，立独立后将自身定位为“西方文明”与北欧国家的一份子，力主同相关历史相切割，并以此作为建构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在文化领域与俄对抗的手段。为此，立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不仅时刻关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推动东部伙伴国家及西巴尔干国家入盟，更在西方鼓吹的各类“人权问题”上积极发声。

立陶宛试图成为地区外交的“引领国家”。1569年建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曾在东欧盛极一时，立1991年重获独立后便积极寻求重返“光辉年代”。为此，立一方面加强与波兰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致力于成为欧盟议题“引领者”、英国脱欧后欧美关系的“新桥梁”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外交中心”。立在2020年《政府议程》中明确表示：“将更积极地参与欧盟政治议程的塑造，这不仅指事关立本身的事项，也包括参与其他成员国相关议程及涉及欧盟各国共同利益的议程。”

因此，立积极推动冒进式外交策略，意图发挥小国的“杠杆作用”。

政党更迭的“激化作用”

2020年10月议会选举中，立保守派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胜选，并与同属中右翼的“自由运动”和自由党组成执政联盟。与此前执政的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相对务实的对外政策不同，该党在选前即将炒作人权及涉台议题作为其“政治资本”。三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协议也包含要建立所谓“从白俄罗斯到台湾”的“价值观外交”。为收获短期政治利益，立新政府无视对华合作现实，将涉台问题作为巩固国内支持率、并与前政府相区别的工具。

该国总统相对弱势的地位也使立政府及议会在对外政策上有更大主导权。今年3月，立新政府提议未来欧盟峰会应由总理替代总统参加、并在必要时修改宪法，公然挑战总统权限。

背后的美国因素

立陶宛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及北约，而美也有意利用“安全杠杆”在中东欧发挥更大影响力，以实现“撬动欧洲”的目的。对立来说，在美关切的问题上主动靠拢，则更易获得美重视与投入。

特朗普政府任内，美欧在贸易、军费等问题上龃龉不断，随之将目光投向中东欧，尤其是“北约东翼”国家，力主通过加强“东翼部署”调动中东欧国家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政策跟进，以实现抗衡中国在中东欧影响力及牵制欧盟的目的。在军事领域，在美加强军事承诺后，立陶宛迅速将本国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提升至2%水平，并加码承诺将在2030年实现军费支出占GDP比例达2.5%。在科技领域，立亦积极响应美号召，不仅参加美所推动的“布拉格5G安全会议”，更于2020年9月与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其电信运营商宣称因“地缘政治”原因将排除华为参与5G建设。在地区合作层面，立在美参与后积极推动由波兰、克罗地亚发起的“三海倡议”，并加入“三海倡议投资基金”，与美政策协调取向明显。

拜登上任后，美加强与法德等西欧大国的政策协调，意图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强调“价值观外交”，构建所谓“民主同盟”。立与美同时推进“价值观外交”，并通过挑战中国敏感议题向美递交“投名状”，其有下述四重目的：一是响应拜登政府“价值观外交”号召，致力于成为美欧关系沟通者；二是意图在欧盟发挥更大影响力，平衡法德对欧盟主导作用；三是在美政策转向背景下获取美关注，保证美对其支持。拜登上任后，美对俄政策呈现部分协调姿态，其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的姿态也使中东欧国家普遍感到被美忽视。在此背景下，立将自身与美关切的对华、印太等政策议题“挂钩”，希望引起美重视；四是欲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立积极塑造地区“民主先锋”的形象，不仅同意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长期在立“政治避难”，更推动欧盟对白俄罗斯制裁，并在乌东部局势中支持乌政府的“抗俄”立场。因此，立频繁响应美的“举动”，是其新条件下获取美关注的手段，更是美在背后“影舞”、推动中东欧国家与其政策趋近的表现。

立当局虽肆意攻击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但应者寥寥，其伎俩难撼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大势，原因是合作机制为各方开展务实合作及互利共赢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带来了切实的成果、为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1034.5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近85%。过去九年来，中国从中东欧国家农产品进口额年均增长9.7%。事实证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的有益和重要补充。随着未来各项务实合作倡议继续落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将为中欧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注入更大动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