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8日听取阿富汗局势最新汇报，坚持按照计划于8月底前从阿富汗完成撤军。

《纽约时报》当天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拜登及其顾问团队无意改变撤军计划，而美国军方会向阿富汗政府提供必要支持。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本月2日批评美国等外国军队“突然”决定撤军，导致阿富汗安全局势迅速恶化。

美军撤离阿富汗带来的地区和国际连带效应正受到越来越多层面的关注，其中，美国自身总体战略的调整，成为解答系列疑惑的一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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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决定彻底结束阿富汗战争，除了因为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不得人心、美国反恐目标早已完成、美式民主改造阿富汗的努力失败之外，还因为拜登政府正在落实其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

首先，外交立足国内，继续战略收缩。整体看，拜登政府的施政重点不是外交，而是内政。拜登认为，美国目前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丛生的根源在于自身，而不是外部，因此，上任后他立即着手推动国会通过立法加大对教育、科研和基础设施的投入。2022财年美国政府财政预算中，涉及非国防领域的支出上涨了6.5%，而国防支出只比上年增长1.6%，低于通胀率，实际上有所减少。在外交上，拜登政府也立足于国内政治，强调外交要“为中产阶级服务”。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其内涵之一就是，只有美国的实力足够强大，才能与中国竞争。

其次，重返多边主义。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单边主义已对国际多边体系和美国的信誉造成损害，拜登试图扭转这一局面。拜登就职当日就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并撤销“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释放出支持多边主义的强烈信号。2022财年财政预算中，美国用于对外发展援助的资金涨幅为12%。为彰显其多边主义信条，拜登政府承诺，将向发展中国家捐献5亿支辉瑞疫苗，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第三，加大对欧洲和亚太安全投入，重视盟国作用。此前，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都把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拜登在重视亚太的同时，欧亚并举，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需加以遏制。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地，就选择了欧洲。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将“四方（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安全对话”升级，实现首次首脑会晤。

为拉拢盟友，拜登政府上台后即着手修复被特朗普政府损害的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在责任分担问题上锱铢必较，要求北约盟国将国防支出提高到GDP的2%以上，要求日韩承担更多美国驻军费用，而拜登政府对这些问题做了淡化处理。此外，拜登政府还将价值观作为修复与盟国关系的粘合剂，大谈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将与中俄的竞争宣扬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

第四，与中国竞争。2001年以来，中国国力突飞猛进；而在此期间，受反恐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拖累，美国国力增长速度相对放缓。2001年时，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12.5%，2020年则达到美国的70%。因此，美国精英层焦虑感上升，担心中国崛起威胁其在亚太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有防范中国之意。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竞争对手，表示将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表《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衣钵，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上“挑战”国际体系的国家。按照拜登政府的方针，要想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除了要搞好国内经济、恢复民主政治外，还必须从其他不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地区抽身，其中就包括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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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美方多层面的战略推进注定将面临重重阻碍。

一是恐怖主义再起的风险。尽管阿富汗塔利班明确宣布不会支持恐怖组织攻击美国及其盟友，但恐怖分子可以从阿富汗转移到他处，继续谋划实施恐怖行动。美国本土也许不会受到威胁，但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设施、人员和资产还是处于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如果再次发生类似“9·11”事件的恐怖袭击，美国或将吸取阿富汗战争的教训，不再劳师远征，而是会采用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导弹等手段打击恐怖组织。但是，即使在反恐战略上保持克制，美国用于大国竞争的资源还是会受到牵扯，战略重心从而向反恐回调。

二是美国难以从中东脱身。在伊朗，立场强硬的新总统上台，给伊朗核协议的重启和美伊关系缓和增添了更多变数。巴以问题处于僵局，随时可能再次引爆。尽管因为页岩气革命，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大幅降低，但作为最大油气产地的中东局势动荡，必然引发世界能源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因此，美国不会对中东局势漠然视之。

三是美国难以同时应对其所谓的中俄挑战。美国宣称要同时与中俄开展战略竞争，但中国经济总量正在接近美国，军事现代化也有长足进步，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和科技能力亦不可小觑，单单应对二者之一已捉襟见肘，更何况要同时应对。美国也自知力有不逮，所以拜登在借重盟友力量的同时，也试图离间中俄关系。比如6月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会面时，劝说俄罗斯不要与美国对抗，因为中国在崛起，俄罗斯会受到中国的挤压。但普京随后表示，中俄关系没有问题，俄罗斯对中国的发展并不担忧。与此相关，美国将其本应用于国内经济建设的资源，用于维护所谓“国家安全”，执念于其假想中的竞争对手或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心态将继续阻碍美国将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社会的复兴上。而下降的国防支出，亦难以支撑其雄心勃勃的全球战略。

四是盟国的三心二意。尽管拜登政府重视拉拢盟国，但盟国也不是全心全意支持美国。比如，在对俄政策上，德国不惜被美国制裁，也不愿叫停与俄罗斯合作建设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在遏制中国问题上，欧洲盟友与美国也存在明显温差，背后是经济利益在起作用。韩国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半岛问题也需要中国相助，因此不愿单边站队美国。菲律宾在美国驻军问题上态度强硬，要求美国为其驻军提供经济补偿。

五是国内政经隐忧。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和增长，拜登政府出台宽松财政政策，导致通胀压力上升。多项民调显示，近90%的美国人对物价上涨、生活支出上升深感忧虑。如果拜登政府为抑制通胀出台财政紧缩政策，则可能导致经济减速，出现类似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局面。政治上，如果撤军阿富汗后，美国遭遇重大恐怖袭击，或与中俄关系不断恶化，发生危机甚至冲突，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将受到共和党对手和民主党党内人士的质疑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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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是奥巴马、特朗普时代美国战略收缩的延续。阿富汗撤军进程早已开始，奥巴马和特朗普在任期间尽管有所反复，一度向阿富汗增兵，但总体上驻阿美军人数不断下降。驻阿美军人数最高时逾十万人，到拜登当选时，已减少至约2500人，拜登只是给阿富汗战争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

不同之处在于，拜登政府的战略收缩有更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将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目标定位为“民主”与“专制”之争。

但是，美国的战略收缩是暂时的。从军事角度看，美国在阿富汗没有战败。回顾美国在海外的历次失败军事行动，如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虽被迫停战撤出，颜面扫地，但最终都恢复了元气。过去20年，美国虽因阿富汗战争损失惨重，但其国力未受实质性折损。

一旦经过休养生息，国力恢复，时机成熟，美国有可能再次对外干预。这是由其贪嗜全球领导权的本性、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的驱动、精英阶层对民主价值观的过度自信所决定的。毕竟，仇视美国的国家和团体有很多，美国对外干预的借口俯拾皆是。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