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日前批准了一份“不友好国家”清单，包括美国和捷克两国。根据这一认定，俄罗斯政府可以根据“关于针对外国不友好行为采取相关反制措施”的总统令，对相关国家采取措施。这一措施目前主要是限制相关国家雇用俄罗斯公民的行为。莫斯科的这一举措，是俄罗斯与美国和捷克恶性互动的结果及象征，有其必然性、正当性和独特性。国内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也需要制定一份“不友好国家”清单。笔者认为，俄罗斯的这种做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因为各国的对外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从表面上看，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有相似之处，都有对抗性，但根源、路径和发展方向是有明晰差异的。中国与美西方的关系，是新时代、大变局下国际格局重构、国际秩序再造的问题。这是中国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新兴国家，与美西方既得利益阵营之间的摩擦、冲突、竞争、合作与再适应的一个过程。中国与美西方的互动结果，一定程度将决定且代表着国际政治的未来。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冷战余波在新变局下的继续。这一博弈的结果，将决定着人类社会如何彻底终结冷战格局，如何向过去告别。在这种情况下，美俄之间与当年的美苏关系仍然有很多类似之处。两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是相互隔离的，对抗对双方而言都是低成本的。中美关系则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进程中建立出来的新关系。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对美西方政策的制定，会基于中国国情、政策取向和经济结构。

首先，推动全方位对外友好、合作，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自从走出革命战争年代之后，我国就走上这条道路，且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为继承这一外交原则，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是化消极合作，为积极作为的友好合作。中国当然也会对抗、也敢斗争，但对抗和斗争只是中国对外政策手段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更不是目标。

其次，全面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取向，仍然是我们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自从1979年与美国正式建交、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关系，从冲突对抗向合作共赢方向的转变。改革开放就是要向主要的消费市场开放，向主要的原料来源地开放，向先进科技的诞生地开放，向发达的管理经验产生地开放，向繁荣的金融市场开放。而这些，目前仍以美西方为主。因此，我国的对外关系是全方位的，当然也包括对美西方的开放。

再次，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主要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在国内适用，在思考对外政策时也是有效的。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虽然从最高时的60%左右下降到当前的30%左右，内需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生产的国际分工，我国对国际生产链条的依赖度仍然很高。这使得我们无法选择前苏联式的对外政策，只有两条应对路径：一是，努力提高自己在国际生产链条中的地位，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塑造权；二是，努力提高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以本国经济的超级体量来换取更大程度的外交稳定性和吸引力。

最后，中国开放和谐的文化特征，是我们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思维来源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侵略型、对抗型国家。沙漠、高山和大海，基本上限定了中国的疆域范围。适可而止、中庸之道，可能正是中华文明持久不衰、避免陷入过度扩张陷阱的大智慧。在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武功赫赫的战争强国，大多都消失无踪了。因此，除非是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要让广大中国人民主动选择一种长期的对抗性、扩张性对外政策是比较困难的。在现实中，也无此必要。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虽然持续性紧张，但在双方的可选择解决方案中都没有考虑短期对决，长期共存、长期竞争和长期合作并存的复合状态，才是符合中国利益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选择。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