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即将迎接它的新主人，但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的影响仍未消退，“特朗普主义”仍有很大市场。同样，以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美国铁杆鹰派人士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加紧在各方面打压中国，希望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政治遗产”——固守“新冷战”思维，坚持对华强硬。

而在政府之外，分析人士和学术界正在讨论中美是否已经走进了“新冷战”的陷阱。有人认为是的，而未来拜登政府也只能试图缓和两国关系；但有人则认为不是，中国应该与拜登政府合作，避免出现这一结果。

“陷阱”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仗”特朗普没能打赢。现在，他的政府正试图把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策略强加给继任者拜登，因此未来几个月，中美双边关系将在一个不稳定的新起点展开。

那些鼓吹“新冷战”的人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准备重启他们曾经在美苏冷战中使用过的“制胜战略”。在他们眼中，一个由共产党统治、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修正主义”高科技强国正在崛起。

这个“新冷战”理论有两件“马甲”，一件叫做“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件叫做“文明的冲突”。另外，由于目前的中美对抗始于一场贸易战，所以这场“新冷战”还有一个“前传”，名叫“脱钩”。

总之，在一些人眼中，由于中美在历史文化、价值规范、法律制度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两国之间似乎“必有一战”，问题只是以何种形式进行。

但中美分歧是否注定是对抗性的，甚至会引发一场“新冷战”？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陷阱”，使得无论谁掌舵中美，都不可避免地爆发意识形态冲突？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中美双方都正在搭建新的桥梁，确保两国关系能够涉险过关。

调整

中国已经确立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继改革开放前的“自力更生”战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之后，又一次重大调整。

过去中国主要是在追赶外国，国际循环是经济活动的中心。中国为吸引外国投资、赚取外汇，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在解决资金短缺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

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外汇储备国，必须实施新的战略来解决国内经济不平衡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国外供应链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加大，先进和新兴技术与创新能力发展不足，债务总额风险上升，以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转变工作和政策重点。因此，“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将重点着眼于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和建立以创新为基础的绿色经济。

中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方面有着强烈意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来看，中国都将长期作为一个不具侵略性的大国而存在，它的利益诉求在于改善现有的全球秩序，而不是为了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削弱、放弃或破坏现有秩序。

机遇

再看美国，如何实现中产阶级的复兴正成为拜登政府的中心议题。

拜登深知，自动化、数字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不能靠建墙、煽动种族主义，和搞“强买强卖”来化解。在华尔街光鲜的统计数据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不平等，而美国的税收、教育、医疗和司法体系早就应该进行真正的改革。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令美国更难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进实质性变革。

但拜登政府估计不会白白浪费这次“转危为机”的机会，可能会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涉及加强供应链韧性、加大投资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改善福利体系和税收结构等。如果拜登要先整顿美国众议院，那么新自由主义扩张和特朗普“美国优先”式的单边主义都不可取——他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建立在新型全球主义之上，强调限制权力和野心，但要重拾负责任的外交之路。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和美国的内部再平衡正在为促进双边协调合作创造新势头、新机会：中国扩大开放，可能将使更多美国产品得以进入这个大市场；全球碳减排和能源转型，可能为中美开展绿色科技合作创造新需求；美国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将从中国的投资和参与中受益。此外在很多其他方面，随着两国内部不断自我完善，将有望形成中美良性互动的局面。

在新时代，随着中美追求共同利益的努力萌芽、开花、结果，“新冷战陷阱”之说必将悄然消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文章转自“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