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声甚高的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在2016年大选中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击败，其“大热翻车”固然是给民主党的沉重一击，让民主党处于同时失去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最低点”。但是，失败亦揭开了民主党又一轮自我变革的序幕。四年过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正以明显优势向被特朗普占据的白宫发起冲击，他背后的民主党也在反思后重整旗鼓，试图夺回美国“一度失去的未来”。

民主党完成初选改革

在不少民主党人看来，希拉里就是个“失败专业户”。在2008年时，这位拥有众多党内资源的参议员就在党内初选中爆冷，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巴拉克·奥巴马；八年之后，希拉里又在初选中遭遇“老头子”伯尼·桑德斯的挑战，险些重蹈覆辙。最后之所以能勉强过了初选关，一是因为桑德斯的政策立场尽管有所温和化，但总体上仍过于异端；二是因为民主党建制派的明里暗里支持，党内“超级代表”们在初选尘埃未定时就纷纷支持希拉里，同时开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掌控的选举机器，给桑德斯阵营制造障碍。结果是，桑德斯阵营输掉了“不公平”的初选，怒气冲冲。在2016年费城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本应展现团结的会场一度气氛非常紧张，支持桑德斯的代表们强烈要求必须在竞选纲领中加入更多进步主义政策，包括设定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关闭私营监狱、限制水压法开采油气，等等。这些愤怒的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不答应，就准备在会场上来一场标准的国会“院斗”。

党内分裂果然不是总统大选的好兆头。2016年大选的惨败给了民主党迎头痛击，希拉里用了很长时间才从“败选伤痛”中走出来。但对于早就不满民主党建制派的民主党激进派来说，则是“机”大于“危”。尽管大选失利，民主党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随着美国人口结构朝着多元化方向的“不可逆转”的变迁，长期来看民主党必然会赢得对共和党的持续优势。那么，民主党为什么会在结构性因素相对有利的时候仍遭遇2016年大选的惨败呢？结论就是当时的民主党领导层腐败无能，未能打赢一场本来确有可能获胜的选战，而用选后民主党调查报告中的专业话语来说，就是未能调动更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的投票积极性。

因此，改革民主党的领导机构，重新激活民主党的选举机器成了当务之急。2017年2月25日，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竞选中胜出，就任党主席。在包括桑德斯派在内的声势更盛的草根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佩雷斯启动了一系列关于初选程序的重大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增强党内初选的竞争性，降低民主党大老们对候选人提名的控制，让初选找得出能真正打赢选战的那个人。作为希拉里当年赢得党内初选的制胜法宝，能够自由选择支持人选的“超级代表制”自然而然在改革中首当其冲。

在2018年8月的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经过83个小时的党内讨论，新的初选方案正式出台。新的方案规定，超级代表仅能在大局已定或者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投票，这等同于取消了超级代表的权力，因为上一次出现僵局还是在1952年。新的方案推动各州民主党委员会将推出候选人的程序由基层党团会议制调整为初选制，在仍然保留基层党团会议制的州允许选民缺席投票。这两项措施都是为了提高各州初选的选民参与度和竞争性。由于改革实属大势所趋，虽然全国委员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超级代表，改革方案最终仍迅速获得通过，甚至都没有经过投票程序，口头表决就算过了。佩雷斯还大力推动增加了党内初选的公开辩论次数，从原来的六场增加到九场，同时参加辩论的门槛也不高——只要在全国民调中得到1%的支持率、在合计20个州拥有6.5万名捐款人以及在各州拥有200名捐款人即可。

民主党在2018年的初选改革是该党自20世纪70年代后的又一次内部重大调整。上次改革时，民主党的主流认为在几届大选连遭败绩的原因是缺乏精英控制，总是选出无法获胜的“造反派候选人”。这一次的用意则完全相反，是要鼓励党内的“草莽”崛起，为此不惜鼓励更加激进的主张，其原理就是，民主党痛定思痛，意识到“选举不是请客吃饭”，只有具备同等民粹主义激情的民主党才能击败已经高度特朗普化的共和党。

更激进的文化和经济左翼

选举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行，反映了民主党内部政治力量的消长。虽然有不少声音认为民主党应该“悬崖勒马”，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已经同大众“距离太远”，必须发愤图强夺回中间选民和温和派的信任。然而一旦考虑到特朗普是如何胜选和执政的，这种呼吁就顿时失去了说服力。民主党人的头号大敌特朗普用选举结果和执政以来的实际行动表明，比起讨好中间选民和“挖别人墙脚”，还是巩固自己的基本盘更为优先。在“温和派”的希拉里失败后，民主党的政治新星们也更没有理由刻意走温和路线。因此，从2017年起，民主党内最有实力的两股力量都变得激进或更加激进，且都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一些突破。第一股力量是所谓的“文化左翼”，也即强调身份政治的主流派，他们的旗帜是“反歧视”和平权；第二股力量是新兴的“经济左翼”，围绕在桑德斯周围，主要诉求是“反对经济不平等”。

民主党的主流派用选举表明，虽然“身份政治”的名声越来越不好，但仍然管用，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继续起作用。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维尔发生了影响巨大的种族主义事件，“白人至上”分子群集至此。讽刺的是，三个月后，民主党人尼库娅·沃尔克就爆冷击败了批准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的在任市长迈克尔·塞纳，当选为夏洛特维尔市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市长。2017年11月，民主党人丹西亚·罗伊姆击败连选连任12次的共和党人鲍勃·马歇尔，当选弗吉尼亚州第13选区众议员。这次选举的关键在于，罗伊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选前公开“变性人”身份的当选议员，而她之所以参加选举，就是要反对在州议会提出限制性别转换群体权利的马歇尔。罗伊姆的胜利并不孤立，另一位性别转换的候选人安德烈·詹金斯也在同月成为首位当选明尼苏达市市议会委员的非洲裔女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几乎要创造历史的选举。2018年5月，民主党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在佐治亚州的党内初选中击败了州议员斯泰西·埃文斯，尽管她最终输给了共和党的竞争对手，但仍然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州长候选人。这在位于美国南部心脏地带、盛产支持种族隔离州长的佐治亚，几乎是个“奇迹”。事实上，如果不是共和党人擅长搞“蝾螈选区”（1811年马萨诸塞州州长艾布里奇·杰里为了支持他所在的民主共和党，批准重新划分选区。这个选区绕着埃塞克斯县郊区蜿蜒而上，状似蝾螈。这一行为也让民主共和党在次年的选举中赢得40个关键席位中的多数。批评家斥之为民主政治之耻。“杰里蝾螈”一词进入美国政治史，意指违背选举平等原则的做法——编者注），以及在少数族裔选民登记上做手脚，艾布拉姆斯很可能在中心城市亚特兰大市及其郊区的有力支持下成为佐治亚州的黑人女州长。无论如何，伴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即使是在白人心脏地带的美国南部，其政治力量对比也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在大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这样的“红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摇摆州”变化。

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派的经济左翼也有斩获。与主流派加紧吸引全美范围内的少数族裔、妇女、性别少数派的做法不同，经济左翼仍然在专心经营白人劳工阶层，特别是在东部和中西部。2018年4月，桑德斯的竞选助手、年仅28岁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党内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民主党众议院议长的潜在候选人、连任过九次的乔·克劳雷，并在没有竞选对手的情况下顺利当选纽约州的众议院议员。在选举中，科尔特斯仅仅得到一位党内议员的背书，而且这一背书同时支持了两位候选人。当选后，科尔特斯毫不讳言她的目标就是要让美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这一美国政治中的“禁词”，志在将桑德斯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发扬光大。在政策上，科尔特斯堪称集经济左翼论点之大成，主张全民医保、免费公立大学、联邦工作保障项目、撤销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2019年2月，科尔特斯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埃德·马基联合在国会提出了“绿色新政”决议草案，包含解决气候问题和经济不平等的一揽子方案，其内容之大胆在美国几乎是“骇人听闻”的。不到两年，科尔特斯就已成为民主党内左翼阵营的一面引人注目的旗帜。

总之，2016年后，民主党主流派是在“开拓边疆”，将身份政治之火烧到共和党的南方腹地；少数流派则专注于“收复失地”，重新建立与白人劳工阶级的联系，在党内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更加团结的民主党

虽然很多人认为民主党内终究只能有一套指导思想，而且其主流派的“身份政治”和少数派主张的经济平等之间在实践中也确有相互冲突之处，但两派矛盾绝非无法调和。从各种选举结果看，双方的突破大体上是增量而非存量变化，是增强了民主党的力量而不是导致内讧。自2016年大选结束到2020年4月的三年多时间里，在包括中期选举、特别选举在内的656次地方选举中，民主党赢了324次，共和党赢了332次。虽然共和党赢的次数更多，但在席位上却“吃亏”不少。这是因为共和党的胜利大多发生在“红区”，而民主党的胜利却更多是“翻盘”性的，也即将选区由“红”转“蓝”。在2016年大选特朗普得票领先的选区里，有372个在之后进行了地方选举，其中民主党赢了68次，增加了45个各类议席。而反过来，共和党在希拉里赢过的选区中只胜了14次，增加了3个席位。从平均表现看，2017年后的民主党候选人也明显强于希拉里，他们在2017年的得票率平均比希拉里高10%，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和州长选举中也要好上6%。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甚至重掌了国会众议院。这些都表明，败选后的民主党没有走向党内分裂加剧的方向。

在2020年党内初选结束后，拜登和桑德斯之间的关系基本保持“融洽”，这也证明，民主党内的两派并非没有建立起“大胜选联盟”的可能。在初选中，拜登一直避免直接批评桑德斯，在结果明朗化后更是立即开始寻求桑德斯的支持，并建立起一个双方竞选成员都参加的“团结工作小组”，共同起草民主党的政策纲领。在争议极大的全民医保问题上，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加入了“欢迎全民医保的支持者”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桑德斯虽距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再次功败垂成，但是相较于2016年，民主党的政策立场部分“桑德斯化”了，无怪乎桑德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我们的竞选在数月前结束了，但我们的运动并没有”。桑德斯呼吁所有民主党人团结一致支持拜登，击败特朗普这一“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总统”。202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也罕见地没有发布任何“少数派报告”。从这些迹象看，无论民主党能否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其至少已经开始摸索出让其文化左翼和经济左翼团结起来的路径。

如果民主党真的能在政治哲学上整合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民主党人所一直期待的美国人口结构的“不可阻挡的变化”可能会提早兑现成巨大的政治能量，催生出媲美新政的新理念。然而，从此次大选最终推选出“老面孔”拜登来看，民主党的内部整合还远远算不上成功。其文化和经济左翼的政治力量虽然都各有增长，但是两者之间更多是策略性合作，而不是理念上的一体化。如果拜登真的当选，恐怕会让民主党的高层更加相信“保守”的中间路线已然“足够”，反而距离真正的变革更加遥远。从此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的“新民主党”还在遥远的地方，可能还需要经历更多苦涩的失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