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美国禁用抖音、微信的风波持续发酵。去年以来，无论在中美关系还是应对冠病疫情上，美国的一些言行引发了国际上很多对于美国外交“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抬头的讨论；美国国内对此也有不少批评。

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出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系统地分析了上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盛行，对于美国学术界、科学界和新闻界产生的重大负面影响。

霍夫施塔特在书中非常犀利地剖析了美国反智主义的病理根源，认为是选举运动、宗教影响、商业实用主义等因素所造成。毫无疑问，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动态，会直接影响国际关系的动态。如果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盛行反智主义，必将给国际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在当前世界对于国际关系的未来，感到高度不确定和担心的情况下，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必要担忧和认真思考，如何缓和美国社会周期性出现的反智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另一方面也须要从更长的历史看到，美国社会本身以及国际社会的外部动态，也有克服反智主义的纠错能力。笔者认为，客观地认知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正和反两个方面，对于冷静观察和判断是必要的；美国的反智主义是暂时的，在内外努力下是能够克服并回到常态的。

首先，美国外交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建构和智力支持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可能是世界上依靠系统学术训练，栽培出最多具备博士学位的知识精英外交决策者的国家。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向来从大学和智库借力。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人都是具有博士学位、学者出身，成为外交决策者的代表人物。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结合，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信念，即美国外交不能单纯从短期结果及实用主义出发，而须要理论支撑和战略视野。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知识精英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了关键作用，为政府提供了外交远景规划。例如1947年设立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使命就是从中长期的视角，进行战略全球走向的独立分析。担任过政策规划司司长的凯南（George Kennan）、哈斯（Richard Haass）等都是著名的战略家；而政策规划司这个机构，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蓝本。如果外交决策和分析过度官僚主导、实用主义优先，可能会带来短期的高效率，但战略远景和想象力会受损。

第二，美国的大量移民，为其外交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基础。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世界一流大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吸收了一代又一代雄心勃勃的移民。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第一手信息和知识，而且让不同文化和历史知识背景下形成的思考范式，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相互碰撞并且重新建构。

美国知识市场的开放性，让决策对于这种外来的知识贡献，也能基本上采取开放态度。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欧洲移民的第一代，能够先后从大学教授，华丽转身为第一线外交决策者和执行者。同时，美国的大学、智库、官员之间的“旋转门制度”，为知识和决策的结合，也为知识创造者进入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通路。

第三，美国反智主义并非首次出现，自身的纠错能力，加上全球化时代外部结构性压力，外交新共识会形成。从历史来看，早在70年代，美国的学者已经提出后霸权时代的课题，并且从理论上探讨了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国际合作，将如何进行的问题。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意味着早在40多年前，美国对于多极化的讨论就已经开始。因此，至少从知识角度来说，美国对于单边主义的放弃，并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近期在《外交》双月刊上撰文，对冷战后美国外交过度军事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本人也是学者出身，提交给乔治敦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苏联对中国政策》。

战后，美国的确在很多外交决策上犯过大错误，但我们也同样要看到，美国社会中知性主义的巨大潜能；而这种潜能也是美国知识界反省和自我纠正能力的来源。

同时，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全球政治觉醒，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知识创造也越来越多元化，这本身也是对美国反智主义倾向的外部约束力。例如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的反战思潮，以及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反美思潮的相互作用，让小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明显调整了外交政策。

当世界为美国外交上出现的反智主义倾向感到困惑和不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被悲观失望的情绪所左右，这样容易陷入反智主义相互哺育、轮番升级的困境。历史告诉我们，最终知性的理智将会是胜者。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