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进入2020年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两党的提名大会都没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过多的讨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乔·拜登(Joe Biden)之间的较量，显然主要将在国内问题上展开。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历史学家们会追问，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美国在世界政治角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还是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答案自然是不可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会连任。我的书《道德重要吗？》给1945年以来的14位美国总统打了分，但给特朗普的打分是“不完整”的，目前他排在倒数的四分位。

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顶级四分位总统，看到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的错误，并在1945年之后，建立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而另一个转折点是哈里·杜鲁门(harrys. Truman)战后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导致了持续至今的永久联盟的形成？。美国在1948年，对马歇尔计划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1949年创建了北约，并在1950年领导了一个“联合国军”的对朝作战。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与日本又签署了一项全新的安全条约。

多年以来，（无论是在他们自己之间，还是在与其他国家之间）美国人在对越南和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还是继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直到2016年总统大选，特朗普成为第一个攻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党提名人。特朗普亦对外国干预持怀疑态度，即使他增加了国防预算，但美国使用武力的次数却反而减少。

特朗普的反干涉主义相对受到了国内外的欢迎，但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狭隘的、交易性的定义，以及他对国际联盟和多边机构持怀疑态度，导致了他的观点并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意见。自1974年以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一直在询问美国公众，美国是否应该积极参与或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公众一直是置身事外的孤立主义者，在2014年这一群体达到了41%的高点。然而，与传统观点相反，在2016年大选前，64%的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持积极参与的态度，到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70%的高点。

特朗普的当选和他对民粹主义的吸引力，依赖于2008年大衰退所加剧的经济混乱。但关于种族主义、女性角色和性别认同等更多的文化变革问题正在呈现着两极分化的趋势。虽然特朗普没有赢得2016年的普选，但他成功地将白人对少数族裔日益增长的可见度和影响力的不满，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他将美国国家经济不安全和工资停滞，归咎于糟糕的贸易协议和国际移民。然而，根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的说法，作为总统，特朗普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略，他的外交政策制定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和个人利益驱动的。

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前，《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将特朗普时刻描述为“两个终结”——即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终结，美国主导的地缘单极化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时代可能会被证明是美国历史和世界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如果他连任的话。他的竞选吸引力可能会转向美国的国内政治，而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可能是变革性的。

当前有关特朗普的辩论，重新引发了一个长期存在问题的思考：重大历史结果究竟主要是政治领导人决策的产物，还是超出任何控制范围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有时候，历史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它的流向是由水文和地形决定的，而人只不过是水流中紧紧抓住一根木头不放的蚂蚁。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试图驾驶和挡开岩石的白浪椽子，有的偶有翻覆，有的则会成功靠岸。

例如，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才把美国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但他前期对德国构成威胁的道德框架，以及他应对这一威胁所做的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历史上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果亨利·华莱士接任总统(1944年罗斯福总统竞选中的副总统)而不是杜鲁门，那么，美国对苏联野心的反应可能将会大相径庭。1952年大选之后，孤立主义者罗伯特·塔夫特和自信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可能会破坏杜鲁门遏制战略相对平稳的巩固，而遏制战略的落地，正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下实施的。

约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曾避免了一场核战争，随后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份核控协议，他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和林登·约翰逊却让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不必要的惨败中。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经济问题曾侵蚀了苏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加速了苏联的崩溃。里根的国防建设和谈判技巧，以及乔治·沃克·布什处理危机的能力，对冷战的和平终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美国的上述举动，使得使德国重新加入了北约。

换而言之，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艺能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特朗普不能轻易的被解雇。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对制度、联盟和美国软实力的削弱，民意调查显示，自2016年以来，这种软实力一直在下降。

对于成功的美国总统而言，权谋之术和组织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情商也是尤为重要的。情商可以带来自我意识、自我控制和情境洞察等能力，而这些素质在特朗普身上都不明显。他的继任者，无论是在2021年还是2025年，都将面对一个已经改变的世界，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独特的个性和政策。这种变化有多大，将取决于特朗普是一个任期还是两个任期的总统。在11月3日之后，我们就会知道，美国是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终结点。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章由国关国政外交学人译自“Project Syndicate”，文章转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