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13日：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朱锋日前发表文章，就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发表看法。他表示，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着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现对该文观点摘编如下：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着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国际秩序发展的基本动力：变革还是维护？

在过去的400多年里，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格局形成了以美国“一超独霸”为特征的单极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尤其耀眼，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持续疲软。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战略地位和影响力的显着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有学者指出，中美“新两极”结构正呼之欲出。2013年11月，渣打银行发布一份《超级周期存在：新兴市场增长是关键》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在全球经济超级周期作用下，到2030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影响力将持续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份额将由2010年的38%增加至63%。到2030年，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可能达到53.8万亿美元，全面超过传统的西方国家阵营。2017年2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wC）发布一份名为《从长远来看，到2050年，全球经济秩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计，到2050年，新兴经济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0%。然而，对未来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并非等同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必然挑战世界秩序。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更多是基于对中国力量崛起和使用力量可能的方式难以施加控制的担心与忧虑。

纵观近现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如何对待已有的国际秩序是崛起国和主导国关系互动的中心问题。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依据自己新的实力地位更新自身的利益要求。而国家的利益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同已有国际秩序中的力量结构、规则结构和相应的利益结构直接相关。大国崛起使得新增长的力量有挑战和改变这些原有结构的可能。因此，大国冲突的爆发点，就是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利益、规则和诉求的博弈和竞争。主导型大国通常会被认为是“现状维持国”，而崛起中的大国会被认为是“现状修正国”。按照这样的理论和历史逻辑，中美关系是否正在变成“现状维持国”与“现状修正国”之间的对立和较量？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处理与国际秩序关系的问题上的战略选择是“融入和参与”，这一战略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延续。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就是将中国从国际体系之外的“游离者”不断地转变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积极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经过40多年在现行国际制度内的发展，中国逐渐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恰恰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理念”，主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需要相互包容、文明互鉴、合作共赢。中国始终希望把自己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实践，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中国崛起所提出的一系列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坚持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基本定位。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崛起的大国并不必然挑战国际秩序。与此同时，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能否对崛起大国的利益和主张采取“包容”和“吸收”的态度，而并非是一味地警备与排斥，同样是对“权力转移”必然带来冲突的批评性主张。

问题是，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会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吗？比如一战之前的德国，威廉二世上台后很快放弃了俾斯麦长期奉行的“大陆政策”，开始实施“世界政策”，欲将德国塑造成陆海权力兼备的世界大国。在威廉二世政府的“世界政策”的指导下，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加快扩张步伐。然而，这种扩张德国海权的政策与英国维护自身海洋霸权优势的既有战略存在根本性冲突，换言之，德国的政策行为对英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构成首要威胁。后果就是，世界政策不仅迫使英法俄三国携手对敌，还致使德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战略资源分配走向分散，难以聚成合力，从而陷入了陆海地缘战略高度紧张的双重困境中无法自拔。一战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从中国的视角来说，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再加上中国今天经济、资源和能源对世界的高度依赖，尤其是美国和西方依然具有的国际权力制衡结构中的绝对优势，会使得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继续成为国际秩序的有效合作者和建设者，最大限度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美国现在的“中国定位”，是要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把中国作为“现状挑战者”不仅可以让美国的“中国威胁”具有“合法性”，这本身也是美国今天对抗中国、打压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获得国际动员力的需要。用“修正主义国家”的政策话语定义和解释中国近年来的国际实践，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主导潮流，也是美国应对中国力量崛起的战略选择。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建构”。

中国建立金砖国家对话机制和增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等做法，从一开始就被美国学者称之为是中国试图利用这些新的制度来取代现行国际秩序。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美国利益》杂志主编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指出，中国正在反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和西方确立的各种全球和区域性政治安排。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维权和维稳行动，更是被大肆攻击为中国作为“修正主义国家”的标志性做法。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发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中国第一次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开始全面抛弃其众多前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寻求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我们面临的经验事实，不是崛起大国所带来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变革”，而恰恰是主导型大国为了遏制崛起大国的发展，从战略到理论、从政策到规则，都在竭力把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丑化成为“修正主义国家”，从而为美国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崛起的私利寻找国内和国际的合法性。权力变更中谁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谁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不是简单的秩序规则和稳定要素的分析，更不是国家行为的经验论证，事实上已经成为大国竞争中的话语体系的重新塑造和调整。美国对今天中国崛起的攻击性和否定性的话语构建，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战略竞争概念对中国的政治否定和战略遏制，显示了单极霸权基础上的主导型大国对中国缺乏“兼容”的战略空间。这是今天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挑战。

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在21世纪的今天，既有传统大国竞争的延续性，又有新世纪国际秩序变革所带来的特殊性。让美中关系陷入美苏式的“旧冷战”，同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不仅仅是要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返“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国家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要同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拉开距离，以美国的自身利益作为美全球战略的首要法则，甚至不惜通过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迫使已有的自由贸易体制做出有利于美国的重大调整，拉动制造业投资对美国的回归。今天的美国，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是今天国际权力结构中失衡的力量分配，是美国作为单极霸权所具有的超强实力难以得到更多的国家来加以限制和制衡。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中最有潜力的崛起大国，愿意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为世界稳定、和平与发展做出共同的努力。但国际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的“霍布斯文化”和美国的例外主义，决定了今天美国的战略和政策精英必然将实力最有潜力在所有大国中和自己处于同一量级的中国，视为排斥、打压和遏制的对手。给中国从高科技合作、芯片出口限制、市场开放关系等领域全面打压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全面“妖魔化”中国，从地缘经济到地缘战略的各个角度赤裸裸地制衡中国，将是美国今后具有连续性和国内政治中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现有模式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只能奋起回击。中美围绕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博弈将会是长期化的，也必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世界不是跷跷板，一头上升、另外一头必然下降”，中国作为当前国际秩序和体系中的“后来者”，美国实施的战略竞争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对此我们要足够的警惕和冷静。

中美战略竞争在中短期内不会使得国际秩序处于新的转型期。首先，在美国和西方整体上在当代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度和力量分配等领域依然占有决定性优势的背景下，中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手段和形式的把握，在总体上依然还处于“防御阶段”。避免中美战略竞争失控、防止战略竞争走向全面对抗的“新冷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只要中美两国不陷入全面的战略对抗和地缘政治分裂，国际秩序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向。其次，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已具备了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展开高烈度战略博弈的实力，再加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谋求和中国全面“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同样需要顾及对华强硬与美国基本的全球商业利益之间的起码平衡。特朗普本人最近否决美国政府反华鹰派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商用飞机发动机的事例表明，美国即便已经全面展露了遏制中国的面目，但今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业已形成的中美市场、商业和金融合作，并非美国国内强硬分子说割舍就可以割舍的。

然而，中美之间的科技冷战已经爆发。特朗普政府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在全球市场中全面打压华为、准备对中国企业停止出口芯片、力压荷兰公司不向中国出口刻蚀机等案例已清楚地表明，美国深感大国战略竞争在21世纪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尖端制造业以及经济在全球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一个国家的稳定的财政收入、金融干预能力、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才是真正决定武器装备、力量投送和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对华科技冷战、限制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进而压缩中国的经济和财政能力，是美国认为能够重新拉开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让美国依然能够维持不受挑战的独霸地位的战略目标。未来中美科技战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金融战、全球5G系统的结构设置、技术标准、信息系统和基础工程的中西方分裂，是否将导致全球地缘科技进入形成新的全球地缘经济的分裂？这些问题还未必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越是坚持对中国发动科技战、贸易战甚至金融战，未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开放、全球化和自由、公平竞争的基本体制及规则就将越是受到挑战和破坏。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不是重在争夺领导权或者主导地位，而是告诉世界：谁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谁又是该秩序的破坏者。

虽然近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着政治多元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现实差异，今后很长时间内将无法形成具有政治凝聚力和战略互信的政治集团。这种群体性崛起对国际权力结构和规则结构的调整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初步的。更不用说相当一部分新兴经济体本身对美国高度的市场和安全依赖。2020年2月24日特朗普对印度的访问期间，印度组织近十万人的欢迎大会，特朗普在演讲中夸赞美印关系是天然的民主国家间的盟友关系。这足以说明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要成为具有高度战略信赖关系的政治联盟，依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总之，中美战略竞争还远未走到国际秩序领导地位争夺的历史阶段。未来更大的可能性，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贸易战和科技战等遏制手段，使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变得更加脆弱和失序。与此同时，在美国的高压和国际秩序的脆弱化进程中保持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战略认识和战略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理念”有了相当成熟的发展。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崛起大国对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强烈期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清晰地体现了中国旨在“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合共生”的安全观、“义利合一”的发展观以及“和而不同”文明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国理念”真正走向世界，需要传播，需要淬炼，更需要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同样给中国提供了在“知行合一”基础上把“中国理念”更深入、更接地气地传播到世界的机会。中美战略竞争应有助于中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创造性成长，这将是我们建设性地影响世界各国的对华认知、推动国际秩序转型和成长的战略机遇。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