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美国国内进行的对华政策辩论，是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窗口。而要看懂这场辩论，就必须研究那两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开信”，同时也不能忽视虽未在那两封公开信上署名，但却非常重要的“第三势力”。

鉴于2019年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是2015年那场同题辩论的延续，因此也很有必要对这两次辩论进行对比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有助于把握美对华政策变化的轨迹和发展方向。

两个阵营的公开论战

第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公开信》也叫“史文公开信”，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史文、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傅泰林、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美国前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五人执笔撰写，于2019年7月3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该信所代表的是“史文阵营”。

到2019年底为止，已有大约200多人在“史文公开信”上签字。签字人基本上都是和五位执笔人一样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政府重要官员以及部分企业界人士。其中不少人不仅是不同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总体来看，“史文阵营”基本属于“建制派”。

另一封公开信由不太知名的美国退役海军上校、前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行动主管詹姆斯·法内尔执笔，2019年7月18日发表在美国一份不太知名的《政治风险》杂志上。所以第二封公开信也称“法内尔公开信”，其所代表的是“法内尔阵营”。

迄今为止，共有139人在“法内尔公开信”上签字。签字人大多跟执笔人有类似背景，包括美国退役军人和前情报系统官员，也有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企业界人士，个别则是在1989年后跑到美国的所谓“民运人士”。“法内尔阵营”基本属于“鹰派”。

可以这样认为，2019年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既是“史文阵营”和“法内尔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公开论战，更是“建制派”与“鹰派”之争。

辩题：是否与中国为敌？

（一）“建制派”的主要观点

“史文公开信”强调，在是否应该全面与中国为敌的问题上不存在“华盛顿共识”。但公开信发表后，执笔人之一的芮效俭也特别指出，他们“并没有要求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仁慈更温和的政策”。总体上，“建制派”认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都不是“美国的敌人”，“与中国为敌只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把中国作为经济上的敌人，试图与中国经济“脱钩”，不能阻止中国继续崛起，只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把中国作为政治上的敌人，试图破坏和遏制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建制派”对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行为“深感不安”，称这些行为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严重挑战”，严重削弱了国际秩序中西方的民主准则，尤其削弱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他们主张美国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坚定而有效的反应”，强调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合作，保持对中国的威慑。但同时，他们反对美国政府实行“与中国为敌”的政策，主张与中国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

（二）“鹰派”的主要观点

代表“鹰派”的“法内尔公开信”不同意“史文公开信”对中国的认知及其对华政策主张，认为：中共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对美国的立国原则和人类自由“构成日益增长的威胁”，“中国政府不是，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和平的政权”。他们声明，“不支持中国政府”。

“法内尔公开信”声称中国有一个“在全球搞扩张主义的大战略”。“中国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是中国“企图支配和称霸全球”的不同代名词。因此，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是个“实际存在的威胁”。

他们反对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认为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接触遏制不了中国的“对外扩张”，反而会“不断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法内尔阵营”完全认同且坚决支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对抗”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呼吁将这种对抗政策保持下去并“机制化”，通过“有选择地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同时加强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的联盟关系，最终“击败中国的全球野心”。

被忽视的“第三势力”

在2019年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两个阵营之间，还有一拨人，且称之“第三势力”，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前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前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易明、前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主任葛维宝、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韩美妮、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葛艺豪、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麦艾文、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主席巴里·诺顿、荣鼎咨询集团创始合伙人荣大聂、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学院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

“第三势力”成员和“史文公开信”联署人的背景差不多，基本上都是美国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和前政府重要官员。其中不少人也曾在不同阶段，以不同身份参与制定并执行了美国对华政策。无疑“第三势力”也属于“建制派”。

“第三势力”，除个别人外，都未在两封公开信上签字。不签“史文公开信”，是因为其中对美国的“自责”太多，对中国又“太客气”，在一些领域对中国“不够强硬”。至于“法内尔公开信”，他们根本不予考虑，那种“永久与中国为敌”的立场原本就是建制派所反对的。

较之“史文阵营”，“第三势力”对中国的政策行为更为“忧虑”，这些政策行为既有对内的也有对外的。他们认为，“主要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应该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危机负责”，“接触”加“对冲”的对华政策过去是成功的，可现在已经“不够”在一些领域，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坚定的反击政策”。

但“第三势力”反对遏制中国，认为“遏制中国行不通”。他们主张“巧竞争”，在美中共同关心的领域，美国应该尽可能寻求与中国合作”，于此同时，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协作，建立国际联盟，加强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力，并借此敦促中国遵守国际规则。

由此可见，“第三势力”虽然介于两大阵营之间，但其对华政策立场更倾向于“史文阵营”，只是更强硬一些。

两场对华政策辩论之比较

2015年的那场美国对华政策辩论，被美国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是“几十年来最深刻的一场辩论”。参与者不只是中国问题专家，还有美国的知名国际政治学者和外交政策专家。那年的辩论主题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失败”，堪称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辩论后，最为敏感的一个论题。

在2015年对华政策的辩论中，最终各方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一致，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但是，在用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替代“已经失败的对华政策”这一重大问题上，各方并未达成共识。而2019年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核心，正是要解决这个在2015年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2019年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是2015年辩论的延续。

在2015年辩论的基础上，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丁于同一年对“中美关系的可能走向”给出了他的预测：一是“中国崩溃论”已经没有市场，中国将持续面临成长的烦恼；二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主张，美国应该放弃帮助中国的政策，并且不应再把“人权和政治自由化问题”作为两国关系的主要议题；三是多数辩论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悲观”，认为“战略伙伴关系”也好，“新型大国关系”也罢，都不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关系的拐点已经到来，在很难合作的情况下，或将走向“公开竞争”；四是两国之间不至于爆发战争。美国“不可能重新遏制中国”，即使美国的实力强于中国。

与2015年辩论不同的是，2019年的对华政策辩论不再以“静悄悄的方式”进行，而是以两个阵营“公开论战”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2015年辩论因美国精英层对中国的“焦虑和失望”而起，2019年的辩论则是因为“史文阵营”，即“建制派”不满特朗普政府在没有进行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制推行“与中国为敌”的政策而起。所以，辩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应该奉行与中国为敌的政策”。

在2019年的辩论中，“中国崩溃论”已不再是话题，但“中国威胁论”却大行其道。现在美国政府的政策思维已不是是否“放弃帮助中国”的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地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施展极限施压，对华发动贸易战，动用国家资源打压华为，将中国的科技公司和科研机构纳入“实体清单”进行制裁，并依据美国国内法对违反美国对外制裁政策的中国公司实施“长臂管辖”，所有这一切表明，这次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已远远超出“放弃帮助中国”这一议题。

此外，“民主”和“人权”重新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国会分别通过了涉疆、涉港法案，白宫则不仅签署了这些法案，还以“人权”为由，宣布对中国有关实体和政府官员进行制裁。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分量也明显跃升。不只是“法内尔公开信”，国务卿蓬佩奥等政府高级官员也开始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美国“鹰派”升级与中国对抗、与中国为敌的重要信号。

可以肯定的是，“遏制中国”已成为特朗普政府中一些“鹰派”人物的战略思维定式。事实上，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部分遏制中国的战略，“战略竞争”也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人们担心这种“战略竞争”没有底线地发展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抗，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灾难性后果。

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对2020年及其后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如下预测：

其一，2020年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仍将持续下去。由于2020年是美国选举年，卷入辩论的人将会更多，反对中国的声音也可能会更大。但同时也一定会出现非常重要的反思的声音，而这种反思很可能来自两党前政府高级官员。

其二，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短期内形不成什么共识。但可以预料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趋势将会更加强硬。

其三，2020年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仍将是“战略竞争”，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管控战略竞争”。中国具有相当的政策“管控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并非无限。特朗普政府由纯粹的“鹰派”主导，除非共和党内部高层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对特朗普政府的“鹰派”作为形成牵制，否则“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的这个判断迟早要被推翻。

其四，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美国对华政策也回不到过去。未来一两年将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同时也是中美有识之士深刻反思、接触对话、重新定义中美关系以及探讨共存新范式的窗口期。尽管反思将是一件非常痛苦和困难的事情，但没有这样的反思，双方的对话将无法进行，也更加无法朝着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和探讨中美共处新范式的方向前行。

（作者郭长林为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张宸榕为太和智库研究助理，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