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将在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是两国试图缓和紧张关系的重要成果，双方经贸谈判团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毋庸讳言，外界对协议褒贬不一，在美国国内和中国国内都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这恰恰表明，最终达成的协议具有一定的平衡性，它注定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面对巨大的利益分歧，中美实现了必要的相互妥协。

如今，人们非常关注“第二阶段”谈判及其后更多谈判的前景。实际上，决定因素并不在于谈判技巧或具体领域的讨价还价，而在于中美双方如何认识和应对两国经济和政治体制之间的显著差异，或可称之为意识形态差异。无疑，这种差异比当年美苏之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要复杂得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分析人士试图用多个标签来描述中国的体制。他们提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西方对中国体制的定性更加负面，尤其是带有更多的“文明冲突”色彩。比如，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就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儒家威权重商主义”，认为这对“犹太－基督教自由民主”是一种根本性的威胁。

显然，这些标签都是为了把中国打扮成“他者”甚至“敌手”。不过它们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对西方如何有效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并无助益。在标签化导向下，有关中国问题的偏颇认知随处可见。

比如，白宫高级顾问纳瓦罗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激烈指责中国，用他惯有的夸张修辞称中国“窃取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未来”。然而事实却是，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每年付出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超过国际平均水平。2000年，中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为13亿美元，2017年增至287亿美元，年均增长20%，而世界各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平均年增速仅为9.5%。

此外，关于产业补贴问题，美国也持双重标准。美国政府对先进制造业、农业等产业的各类补贴十分庞大，而“军工复合体”的存在则使美国的政府补贴获得一定正当性。据统计，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在2005年到2014年间至少接受了6.13亿美元的地方政府补贴。仅2010年到2016年，美国政府就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用于生物医药基础研究。令人感到反讽的是，特朗普政府一边要求中国政府减少对产业的“干预”，一边却在向中国学习如何运用政府力量推进创新。

特朗普政府正在用“全政府”方式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2018年5月，美国政府举办美国产业人工智能峰会，强调要由政府协调，整合产业和学界力量，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导地位”。2019年2月，特朗普签署并发布《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它实际上是一项行政命令，具体要求包括联邦政府加大对人工智能产业的投入等。白宫还专门成立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等政府机构的官员。五角大楼则成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借此增强美国军方和硅谷科技巨头之间的合作关系。

正如《福布斯》杂志评论人士哈里·布罗德曼所言，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政府对经贸事务的主导进一步加强，企业的作用在减弱，包括特朗普想要命令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布罗德曼调侃道，特朗普实际上很羡慕国家对经济的管控。当然，对于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衡，中国方面一直在努力探索。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艰难的经济转型仍在持续，过去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人们应当关注“下一个中国”，而特朗普政府却在抨击过时认知中的“旧中国”，这无助于解决问题。

如果美国一味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寻求实现不切实际的目标，那么就会造成与美国目标完全背离的结果。在感受到美国对中国体制存在根本性敌意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可能会放缓，改革派人士受到的压力会加大。此外，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正在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华为公司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这反过来会促使中国企业要求中国政府加大对它们的保护，并在中国国内激起“经济民族主义”情绪。

无论华盛顿高兴与否，它都需要接受一个现实，即中国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此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不可能轻易被美国击败。中美之所以能够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说明双方希望能找到一条使两国相异的经济体制实现共存的路径，这对未来一个时期延续中美经贸谈判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中美两国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但竞争应当基于彼此都能接受的规则，并且不导致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受到损失。

总之，以非黑即白的两分法观点看待中美体制的差异具有误导性，以一种静态视角看待中国发展模式也是不明智的。中美两国在“深度融合”和“脱钩”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出路。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言，中美关系的韧性在于双方总有能力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如果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跳脱出零和对抗思维，那么它仍然可以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发挥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