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的出现不仅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正在成为近来全球化逆转的一个重要动因。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中美贸易战，其实中美贸易战本身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对国际关系真正有重大和长远影响的是中美围绕5G为代表的高科技展开的冲突，因为贸易战冲突的焦点是国家间利益的分配问题，而围绕高科技的冲突则被认为是国家间经贸关系的存废问题。

面对5G挑战，美国不少人主张与中国经济上脱钩。逻辑大概如下：5G时代很可能是万物相连和极速的时代，“万物相连”意味着很多物件，像微波炉、洗衣机、电冰箱，甚至台灯都将装有芯片，都可能被用来收集信息和实施网络攻击。“极速”意味着较3G和4G时代，5G速度更快，而且快很多倍，这使得防范信息窃取和网络攻击的困难大幅增加，甚至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想要确保安全的话，可能就需要与竞争对手在经贸上脱钩。

今年9月份，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随着科技的触角深入到人们的办公桌和卧室，国家间要想继续发展经贸关系的话，就需要某种程度的信任，否则国家间经济上脱钩就是必然的结果。按照这个逻辑，鉴于中美之间现在缺乏基本信任，所以需要进行经济上的脱钩。

正是基于上述看法，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在国内禁止使用华为产品。也正是基于上述看法，美国还在世界上大肆宣扬中国在5G方面的威胁，并向有关国家施压，要求后者不要使用中国的5G产品。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过去在高科技发展推动下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趋势正在受到阻碍甚至出现逆转。

然而，因为5G为代表的高科技存在安全风险，所以就需要与竞争对手经济上脱钩，这种说法是经不住认真推敲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人们就无法解释国家间现有水平的经贸关系了，因为从事贸易本身就意味着对他国的依赖。从安全角度讲，依赖就是风险，就需要消除。然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看来，开展经贸关系给它们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对外依赖的风险，不能因为存在这个风险就放弃经贸关系。所以，直到最近，国际贸易和投资一直在增长。事实证明，贸易的增长不仅给国家带来丰厚的比较收益，而且使国家间军事冲突和对抗的成本不断上升、门槛不断提高，结果国家安全水平不仅没有因为从事经贸关系产生的对外依赖而降低，反而是提升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一轮以5G为代表的高科技突破会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如此大的问题？显然，这是从安全的角度无法解释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下述因素可能在起作用。首先，人们对新技术的应用在心理上很难适应。心理学家通过大量观察和实验发现，人们对新生事务的出现常常表现出担心和恐惧，患上恐新症，对新技术的出现更是如此，即患上技术恐惧症。在新的重大科技突破面前，由于无法确定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人们倾向于从最坏的角度来想象可能的风险，从而出现担心，甚至恐惧。历史上，每当新的技术出现时，都引起过许多人担心和恐惧，甚至抵制。无论是印刷机、电话、电视、电脑、手机、核武器，还是互联网和机器人出现后，都有不少人担心其对人类智力、能力和社交产生巨大伤害。现在，5G来了，人们自然再次担心5G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其次，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快速变化增加了美国人对中国在高科技研发方面超越美国的忧虑。中国是一个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加入WTO后，经济更具活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迅速拉近了和美国的距离。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出乎意料的进展挑战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在此背景下，习惯于远远领先他国的美国人对中国可能在经济和高科技上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感到强烈的警觉和不安。

再次，中美两国制度上的差异和这种差异近年来的扩大进一步使得这种忧虑转变为担心，甚至是恐惧。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使得中美之间的矛盾不仅是利益和主导权的问题，而且是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涉及的是利益和特权分配的多寡问题，后者则涉及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非此即彼问题。多寡问题再难接受也有妥协余地，非此即彼问题则无法调和。

最后，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和对各种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内外一些人认定中美必然对抗，所以抓住人们对新科技的担心、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以及对中国作为所谓异质性大国的恐惧，大肆宣扬安全风险，制造恐慌，这种情况导致中美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从善意接触到恶性竞争的剧烈转变。

到底5G带来的安全风险有多大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很难想象5G的出现会比核武器出现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更大，也很难想象国家间经济上切断联系会比保持和加强联系要更安全，即使是处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处于竞争状态的国家之间也不例外。

倒是可以想象国家间经贸关系因5G而断裂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它将使历经数百年展开的全球化进程终止并退回原始状态，不仅给人类福祉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且导致国家间合作的利益大幅减少，爆发军事冲突的门槛更低。在原子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世界里，这势必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空前的威胁。

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们对于新技术认识的增加和习惯，他们总会找出管控风险的办法，并在容忍一定程度风险的基础上享受新技术带来的福利。如果不出意外，这次也依然如此，就像当年贸易上容忍相互依存和有些国家拥有核武器带来的风险一样，不因经济上对外依赖就放弃贸易，也不因他国拥有核武器就拒绝和平共处。

为了尽早克服这个心理障碍，为了避免中美间因为这个心理障碍经历不必要的恐慌和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两国有必要加强沟通和对话，在客观评估5G技术带来的便利和风险的基础上制定相关规则和行为规范，最大限度地管控可能的风险，同时充分享受5G等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中美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都是现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两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是两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面对5G，中美两国都应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带头引导国际社会加强对话与合作，理性和务实地应对5G带来的挑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