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后，中美关系越过“临界点”的说法逐渐从不确定的预言变为严峻的现实。这并非偶然因素的叠加突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周期”，而是两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领域的消极互动不断积累的结果。表面上，经贸相互依赖是“压舱石”，但是并非任何性质的经贸依赖都会起到稳定作用。由于双方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相互接近的停滞，双边经贸关系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由互补转为竞争，并在加速质变。未来，由于经贸依赖这一“压舱石”本身已经质变，不再可能通过既有方式来恢复总体均衡。

一、中美关系发展的线性解释

2017年下半年起，中美关系中出现了“忽好忽坏”的周期性宣告终结的迹象，双边关系开始朝全面“摊牌”的方向发展，这挑战了“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的周期论。当然，周期论也部分反映了现实。在1989年后，逐渐形成了中国以改革开放换取美国接纳中国融入美式国际秩序的模式。“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描述的正是1992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其中的波动性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政治周期中表现出来的对华“期待—落空”循环，以及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不过，美国的国内政治周期和第三方因素都不足以决定中美关系存在实质上的周期性。毕竟前者只是对分歧的反映，后者更无规律可循。更重要的是，周期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中美关系会以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为标志，逐步展现出竞争压倒合作的线性。相反，如果用“秩序距离”来考察中美关系，能够更好地解释1972年以来的总体演变。从这一视角出发，会发现波动只是表面现象，双方在克林顿时期就已经到彼此间秩序距离的“近日点”。之后，中美在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上的距离一直在拉大，在经济秩序互动中也在僵持。双方关系的恶化并非是因为周期波动过大，而是各类消极互动的累加结果。

二、从国际秩序距离理解中美关系

周期论外，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中美关系的最为流行的视角，其主要观点就是当守成国和崛起国的力量越是接近，双方的关系就会越不稳定，甚至走向战争。尽管这能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整体的连续解释，却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改良版”的权力转移理论转而强调力量的性质差异。与此相应，国际秩序距离能够更好地揭示国家力量的性质。美式国际秩序是美国对自身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归纳和制度化。从秩序距离看中美关系不仅更能把握实质，而且分析也更加简明一致。国际秩序是一种对国家行为模式的安排，其由共同观念、约束性规则和规则保障机制组成。其实质是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行为的约束。不同国家对于同一国际秩序的认识存在差异。在这里，我们以美国主张的国际秩序作为比较的基点。当前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是一种增强了现实主义色彩的“2.0版”的自由国际主义，其内容包括：西方导向的安全和经济体系；轻微限制主权的国家间协商机制；规则性的等级制；互惠性的正式政府间制度；由自由贸易、集体安全到经济规制和人权的扩散机制。

三、中美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互动

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是自由主义与等级制、主权与人权原则的混合体。总体来看，中美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互动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89年后，中美两国在国际政治秩序上的分歧加剧，这使得人权问题成为事关双方重大国家利益或根本价值观的矛盾。在多边博弈中，中国不仅没有退让，而且还成功增强了自身的话语权。美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则日益失望，在2006年后一直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引领国际人权秩序的资格。此外，中美两国在“保护的责任”等议题上也存在分歧和冲突，并且在叙利亚问题上多次成功阻碍美国的相关动议。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是一种等级制的合作安全。与传统的军事同盟或者集体安全不同，美国与加入这一安全秩序的国家在地位上存在差异。第一，只有美国有权决定能否“合法地”在国际事务中行使武力，其他国家只有获得美国许可才可以单独或者联合行使武力；第二，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以美国为假想敌，而应当以配合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安全政策为原则，实现不同程度的“安全一体化”。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制裁波及安全领域，中美的既有安全合作完全中断。此后，虽然在海湾战争中两国安全关系有所改善，但是1995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严重损害了双方的安全互信。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方也尝试与中国就阿富汗问题进行安全合作。但是中国都没有回应。这说明双方的安全距离却远大于1989年前。2009年后，中美在国际安全秩序上的距离进一步拉大，由台湾问题扩散到东海和南海争端上。在争端中，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维护领土主权的权利。与此相应，美国也更加清晰地将中国视为主要假想敌。可以说，1989年后中美在国际安全秩序上的距离一直在日渐扩大。

四、中美国际经济秩序互动

1972年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经济秩序互动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2年至1978年，中美之间仍然是平行的经济体系，经济秩序距离较大；第二阶段是1978年至2001年，中国逐步融入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战略决策，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国先后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地位，经历了漫长的复关和入世谈判，国内经济体制也在向开放市场秩序靠拢。第三阶段是2001年至2008年，由于前一阶段中国趋于接近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进行与这一秩序相配套的国内经济改革，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两国在贸易和经常项目层面形成了第一层镜像关系。由于经常项目的巨大失衡，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上升，而这些外汇储备又主要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持有。这时，中国的国民储蓄为正、资本流出，美国的国民储蓄为负、资本流入，形成了第二层镜像关系。这一阶段，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工业品和资本投资，美国向中国输出低成本资金和服务。这时，经贸关系起到了稳定双边合作的“压舱石”作用，其积极影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巨大的成功也蕴含着巨大的危机，具体表现为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冲击，以及贸易逆差本身的可持续性。但是中国更多关切的是美元资产是否安全、保值，甚至提出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要求美国调整自身经济模式的反要求。第四阶段是2009年至今，由于双方未能成功调适各自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立场，中美经贸依赖由互补关系蜕变为竞争关系，并最终演化为围绕多种具体国际经济规则的争论。中国向金融资本经济升级，美国则向实体产业回调，两者走向互斥竞争。双边分歧迅速激化，并且这种竞争还在不断升级、扩展到经济和金融的更多领域。可见，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转向并非是突然发生。中美经贸关系在第二阶段曾经一度充分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但是由于双方未能进一步缩小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距离，其巅峰也正是“转安为危”的拐点。

五、从秩序距离看“压舱石错觉”

通过国际秩序距离这一变量，可以更好地解释中美关系的长期改善和恶化。中美经贸关系会给人一种是稳定的“压舱石”的错觉，只是因为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接近持续时间更长。中国和美国在安全秩序领域的接近大致在冷战结束前就已停止，在政治秩序领域的接近在1989年就已中断，而在经济领域则至少维持到了2001年。中美经贸联系的迅速发展既是成功，也是挑战，它在客观上要求遵循不同规则运行的中美两国经济进一步的相互调适，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衡问题。现实来看，中美经济的内在竞争性正在迅速压倒互补性，这意味着摩擦系数正在不断提高。如果不能缩短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距离，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性还将继续增强，其“压舱石”的定位还将更加名不副实。

（作者肖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奇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摘自《美国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