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度透支，美国过度反应

大国政治都具有一定的惯性，虽然关系基础已经出现动摇，但是上文提及的五种深刻的变化直到20世纪末都尚未呈现。然而到了21世纪，美国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危机，即由2001年的“9·11事件”引发的恐怖主义危机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自信。孤立主义回潮，民粹主义兴起，美国不再能够从容地领导世界，对所有潜在的对手也越发警惕和敏感。

相较之下，21世纪的中国完全呈现崛起势态，近三五年来更是将外交原则从韬光养晦逐渐转向有所作为，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些场合还热衷于展现似乎已经超越美国的自信和优越。美中这两种心态碰撞的结果自然是美国开始全面防范、遏制中国。关于这种状态，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主管中国事务的国务卿助理谢淑丽（Susan Shirk）有一番非常到位的阐述，总结起来八个字：中国过度透支（overreach），美国过度反应（overreaction）。

就中国一方的情况而言，中国存在一个集体性的战略心态转变，其时间就在2008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结果是中国的战略出现了过度透支。危机发生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两天内就拍板，出台了四万亿人民币（约5000多亿美金）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国很快走出危机（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美国的政府领导力堪忧，方案搞了四五个月才颁布，其间各种势力来回拉扯，经济情况一路下滑。相比之下，中国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似乎优势明显；美国的分权制衡的决断力太低，似乎难以集中力量应付危机。于是中国国内有很多人在心态上取得了自信，甚至是优越感，鉴于中国还有大量购买美债等举措，这些人甚至显现出对美国的恩主心态，认为美国应该感谢中国挽救就其于水火之中。

此后这种心态不断升级，2009年奥巴马访华，根据事后美方的评价，中国那时几乎已经不能谨慎而宽厚地做好一次美国总统国事访问的接待了。奥巴马是历史上第一个当选当年即访华的美国总统，足见其重视对华关系，前总统任小布什把对华关系视为“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而奥巴马听从专家建议，将此定位提升为“积极的（positive）、有创造性的（creative）、具有合作意愿的（cooperative）建设性合作关系”。但奥巴马访华期间，形式上接待的规格不高，实质上也没有取得多少重大成就。

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期后半（2015—2017年），中国方面有关中国速度、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中国超越美国等表述不绝于耳，军方中的鹰派更是针对一些敏感问题反复表示考虑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中国已经有人开始鼓吹中国在科技上全面超越美国，在政治上接替美国领导全球事务等等。然而，中国在锐意进取的同时，也在战略透支。面对与美国发生意见分歧乃至冲突对抗时，中国不再选择回避和周旋，而是直接通告美国这是中国的某项核心利益，完全不能侵犯。其背后的逻辑是中美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必须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否则（美国）就不能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就美国一方的情况而言，美国国家决策部门中的鹰派因为中国鹰派的进取姿态而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而鸽派的话语不断被压缩，这就为美国对中国的过度反应埋下了伏笔。而且这一切还要放在后“9·11”时代的大背景下分析。“9·11”是美国政治发展历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分界线，“9·11”之前的美国是从容的，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量。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还沉浸在冷战胜利的良好感觉中，认为“历史终结了”，世界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

然而，“9·11”之后美国陷入了安全恐慌，原本可以以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身份来占据道义制高点，联合全世界各个国家来进行有战略、有步骤的反恐，但是恐慌之下美国却倒向了巩固霸权的思维，即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其霸权，不容任何国家挑战。为此美国打了两场不该打的战争，消耗极大不说，战争到现在还没结束。于是美国国内老百姓就越来越不满于美国再充当世界警察，认为美国不应该在世界上过多干预，历史上在美国早已存在的孤立主义情绪迅速回潮。这种背景之下，操纵民粹的特朗普投其所好，当选总统。在国家层面上，美国摆出了战略对峙的姿态，而在社会层面上，美国民众也给予了相应的民意基础。失去安全感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敏感，惧怕别的国家来干涉其内政。以往都是中国防范美国的干涉和渗透，但是现在正好相反，美国人特别害怕中国人到美国去影响美国的选举，游说美国的政客，对中国的记者、留学生也是严加防范，因为美国人觉得这些中国人是来渗透美国社会、影响美国内政的。

在外部层面，崛起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超越一般国家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对于来自中国的竞争有所警惕也不是没有道理。在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时候，恰逢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带队拜访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是竞选下届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结束后拜登在跟汪洋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有一番话就表明了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外部竞争的看法，他说，我们美国人冷战以后生活得太舒适了，是你们中国人把我们唤醒，唤醒了我们的竞争意识。我们美国人的基因里面充满了竞争意识，既然被你们唤醒，那现在要跟你们竞争了。

总而言之，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促使美国国内各方在对华采取强硬立场上形成共识的有两个重要的认识。首先，美国过往对华采接触的政策已宣告失败，客观上制造了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其次，中国吃硬不吃软。奥巴马的软弱不仅不能达成美国的战略目的，甚至连讨好中国都做不到；反而是特朗普的强硬政策让中国有所让步。这两个认识结合在一起，就发展出了如今美国不断升级的对抗姿态。

先是前年副总统在讲话中称在中国政策上要“whole government（全政府）”，即要将整个政府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理由是中国政府就是整体性地动员起来对付美国，而非个别部门单打独斗。后来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升级到说要以“whole society（全社会）”来应对中国，理由是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和访学人员中存在大量的“间谍”，他们到美国来窃取技术、渗透社会，因此美国也要动员全社会来对付中国。再后来就是前不久美国国务院研究开发局局长把中美对峙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来解读，可以说是弄出了“whole civilization（全文明）”级的对抗姿态。

中美仍可能避免开启新冷战

在此背景之下，中美是否会走向全面对抗升级，进而最终开启一场新冷战，是现在各界都十分关注的议题。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强调“中-美”两极世界的新战略观越来越有市场。上文已经提到，按照这一派的结构化矛盾的分析观点，中美几乎无疑是要陷入新冷战的泥潭了，而眼下的贸易战，就是前哨战。但是不希望、不认为中美会开启新冷战的观点同样可以找到几点有利的支持。

第一，中美相互依存度高，全面脱钩可能性小。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升华，纵使美国主观上想与中国脱钩，客观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苏联在军事上给美国造成很大威慑，但在经济上对美国来说无足轻重，两国贸易往来的峰值也才每年40亿美元左右，现在中美之间是每年六七千亿美元。而且中国不是只与美国之间贸易量大，而是成为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前几大贸易伙伴，这就意味着美国纵使切断对华直接贸易，到头来上也无法回避对华间接贸易。既然在贸易上中国是绕不过去的，而且体量庞大，强行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执意尝试，对两国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美国未必愿意承担她所要承受的代价，即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依存度的差距，中国的损失会比美国更大。

第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不是两级化，而是多极化。尽管美中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前者还是唯一超级大国，但这并没有阻止很多其他国家在此之外自成体系，或者至少是在二者之间比较自在地周旋。在冷战期间，很多国家必须选边站，但现在的国际形势客观上使得无论美中，都达不到当年美苏那样的控制力，其他国家没有必要完全绑定在美国或中国的车轮上，而是可以向两边寻求利益，即所谓很多国家已经在采取的策略：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在这种多极化的国际环境更具有生命力，更有利于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搞多边平衡，相应地也更不可能产生冷战式的两极对立。

第三，中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全面替代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全面挑战美国。现在虽然所谓中国全面超越美国、替代美国的观点在一些圈子里甚嚣尘上，但公允地说，中国距离超越美国还有一段距离。有些人叫嚣一阵子是可以的，但最终还是得回到基于国家能力的现实中来。中国目前对自己的定位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这个定位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不过是中国回避某些国际责任的托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国内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把精力和资源大把大把地花在外部世界上。更何况中国正是美国缔造的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没有必要全面推翻这个系统，所以中美之间的博弈也并不一定要成为零和博弈。中国继续参与维护现有国际体制，享受美国提供的一系列公共产品，仅仅在某些方面适度地争取调整，要比全面挑战美国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第四，美国现在才想要遏制中国，为时晚矣。美国要遏制中国的话，大约20到15年前，甚至是10年前估计还能做到，但现在恐怕已经做不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一直在发展，尤其是在2000年加入WTO后更是发展迅速，到了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其经济体量与美国的差距还在不断缩小。另外，中国的科技水平虽然总体上仍落后于美国，但也已经在逐步迈入经智能化时代。集合这两点之后，一个可能的推论就是目前中国的确有很多方面有求于美国，但美国若在这些方面对中国施行封锁，跟中国脱钩，那么也许中国已经具备能力自己来填补美国的封锁和脱钩造成的空白。

综上所述，其实无论中美，其最大的敌人都是自己，关键还是在于克服自身的问题。美国国内现在有很多问题，包括教育、移民政策、社会公平、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等。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也还很多，有些甚至还非常敏感。所以两个国家都应该集中精神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美之间不免有矛盾，但是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

世界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有竞争，有合作，她们固然不可能天然地成为盟友关系，甚至不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也不一定要成为敌人。希拉里在她卸任国务卿之前的庆祝晚宴上有一段很有价值的话，是对中美关系的精辟总结：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国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美两国不可能解决世界所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的解决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都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非常务实的精神，这种精神也确实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变化，这也决定了中美之间必然长期存在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关系不一定非要走向全面对抗，这两个国家最终还是要走向以合作定义竞争。特朗普以及中美之间目前这种对抗是一个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中美完全可以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教授，文章为赵穗生教授2019年7月在IPP沙龙上的演讲内容后半部分，文章转自IPP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