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观点摘要

从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收缩的态势。但是在这种收缩态势中，又有局部的进攻。美国在对同中国的贸易问题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进攻态势。

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美国已进入总统大选的周期，加上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决策风格，中美贸易谈判不排除会出现反复，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动摇自己改革的步骤和步伐。相反的，越是在外部压力之下，我们越应该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和博弈还会继续下去，而且我们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可能会变得更尖锐。美国某些亲台反华势力会图谋扶持“台独”势力以牵制、制衡大陆，他们进一步合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人文交流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是基础，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认知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于青年一代。

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态度，坚定不移的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中美关系遇到的挑战，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协调、合作、稳定的方向发展。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请问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这种对外政策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王栋：特朗普刚刚参加竞选的时候，我们国内其实还是有很多乐观的声音，认为“特朗普是生意人，他不会意识形态化，可能会更加容易打交道”，因此网上有相当一批支持特朗普的“川粉”。

特朗普当选之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是其最早的一个变化。特朗普的这个行为令包括美国建制派在内的众多人士大吃一惊。当时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曾表示：我们需要改变对于特朗普过度乐观的态度，对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做好准备。

2016年12月，特朗普刚刚当选之后，我就在《现代国际关系》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论文，主要分析预测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了美国对我发动贸易战的可能。当时我谈到了四句话——“抛弃幻想，做好准备，争取最好，不怕最坏”。现在看来，当时我的预测是对的。

而放眼观察特朗普整体的外交政策，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所谓的“美国优先”。特朗普不愿意让美国承担过多的外部成本，他认为过去美国为维持“自由国际秩序”承担很多成本的行为是“吃亏的”，美国的盟友们应该为此承担更多的成本。特朗普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使美国从过去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领导者”变成锱铢必较，只顾自己利益的国家，美国失去了其昔日的“老大风范”。

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收缩的态势。但是在这种收缩态势中，又有局部的进攻。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了贸易单边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呈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此外，美国还提出“印太战略”这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版，试图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制衡。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进攻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贸易政策。特朗普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欧日等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发动了贸易战。尽管几乎美国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特朗普增加关税的做法是完全违背经济学规律的，但是贸易战能够收到很好的政治动员的效果，是特朗普动员其基本盘的最重要的王牌之一，因此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其次，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展现更加修正的态势。现在有不少的亲台分子，甚至反华分子，在特朗普政府里面占据比较重要的决策位置。特朗普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并宣称要实质性地提高美台关系，之后也做了很多动作，比如，航母通过台湾海峡，通过《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障法案》等涉台法案。实际上，特朗普是在强化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杠杆来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制衡，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对冲战略的策略组合（portfolio）。但是，特朗普的做法强化了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组合中竞争性和强制性的一面。

第三，2017年12月份特朗普政府颁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的目标是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从价值观、利益到制度全方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这一判断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到了一个转折点。但这并非仅仅由特朗普政府所导致，因为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出现跨党派共识的倾向和特点。冷战结束之后，克林顿政府经过究竟对华采取“遏制”还是“接触”战略的争论，最后决定对华采取接触战略，这成为此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基石，以及美国跨党派的共识。但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和期望，即希望通过接触战略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期待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开放自由，而且由此促使中国在政治上也走上美式道路。但是美国没有预料到的是，此后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对，美国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对此，失望和焦虑情绪使得美国部分精英无法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觉得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所谓的“异类”，出于意识形态偏见、错误知觉、恐惧乃至被害妄想（paranoid），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很强烈的排斥和敌对情绪。这是美国部分极端保守派和鹰派分子主张中美脱钩，推动中美“新冷战”的心理机制。

中评社：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美国在国际上各种退群，您去年所著《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一本书中提出“再全球化”的概念，并认为中国会引领再全球化进程，您如何看待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一种分歧？

王栋：中国可以成为引领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出现了争论。拙作《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对这些争论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再全球化”的理论框架，这应该也是比较重要的理论贡献，得到了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评价。现在有人认为全球化已经终止，甚至已经出现了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趋势。但我认为全球化并没有终止，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会出现新的动力，衍生新的规则。这个阶段我把它称作“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原来主导了以所谓新自由主义主要特征的“老的全球化进程”，但是现在却在推动逆全球化，包括民粹主义、反自由贸易等等，特朗普政府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相反，中国现在举起了再全球化的大旗，成为引领再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这样的对比也显示出，对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和视角。中国采取了更加开放包容和建设性的态度，提出了新型全球治理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和主张，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但是美国却采取了封闭、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美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大打贸易战，企图要重新“修正”其他国家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希望一切都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实现“美国优先”。

在如何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中美的分歧会持续。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在WTO规则的改革上，我们也需要进行更加前瞻性的思考和研究，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和布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能够更多地为引领再全球化进程作出贡献。

新的规则的谈判将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我们也必须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有理有据的方案，去探讨到底国内改革和WTO改革如何对接，应该怎么改革、改到什么程度，以及怎么样既有利于推动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同时又有利于塑造新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我们政府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单边主义，反对贸易霸凌主义，坚决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

在WTO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开始就应该积极地参与到WTO机构规则的谈判和博弈的过程当中，从而去影响和塑造这一进程，确保我们的议程设置权和话语权。只有这样，最后产生的新规则才会是平衡的，公平公正的，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才会得到保障。

中评社：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王栋：我们要充分估计到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这也是特朗普决策最大的特点之一。从商场到政坛，特朗普一直坚信必须要让对手觉得他是不可预测的，特朗普的这一特点在其内外政策决策过程中体现的非常突出。

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可能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去年特朗普就曾经在贸易问题上反悔过，未来不排除特朗普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再次反复。对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应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根源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动力和生态，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美国的政治人物非但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纷纷将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归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决定了中美经贸这个议题会被美国政客反复拿出来炒作和进行政治动员。在美国即将到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中，对特朗普来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赢得连任，而在其中中国牌、经贸牌是很重要的两张牌，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因此我们一定要预计到，出于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特朗普很可能在中美贸易谈判采取反复无常的态度，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做好不同预案。

第二个层次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需要冲破各种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攻坚克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落地。放眼去看，未来10－20年中国将会从地区型大国逐渐转型为全球型领导大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能力会越来越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现在我们通过第三方合作等机制，和全球各地的伙伴和利益相关方一起，按照开放、透明、合规的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

基于对上述两个层次的分析，我们要认识到，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自己改革的节奏和步伐不动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不仅是我们抵御贸易霸凌主义、迫使美国回到理性务实道路的有效路径，也是我们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评社：过去常说经贸是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但是现在“压舱石”的地位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王栋：其实几年前国内学界已经在讨论“经贸是否仍然是中美两国关系‘压舱石’”的问题。那时我提出应重建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的地位。这个观点现在能不能成立呢？我认为仍然是可以成立的。

所谓重建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的地位，其实就是要重建中美经贸关系新的均衡。用博弈论的概念来讲，这个重建均衡的过程，本身就会有很多利益的摩擦、碰撞和重新排列组合。我们要调整，美国也要调整，包括进行艰苦的贸易谈判，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会有反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美经贸新的均衡也是有可能重建的。这个时间短则几年，长则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十年。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它既涉及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动力的调整，也涉及到我们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问题。这个重建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动态平衡的问题，最终中美经贸新的均衡也会有助于形成中美关系新的均衡。

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在经济上有很深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现在有部分极端保守派和鹰派主张中美脱钩、将整个供应链全部从中国转移出去，为中美即将到来的“新冷战”做准备，这些声音现在在特朗普政府里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为此感到忧虑的同时也应该相信，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社会都存在理性的制约力量。中美若真的去打“新冷战”，不仅会损害中美双方的利益，对国际社会而言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对整个国际秩序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中美重建经贸均衡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建构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新均衡的过程。

中评社：在今年年初一次研讨会上，我听到您说中美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了中美关系的三大根基之一，想请您具体的阐述一下中美人文交流的意义。

王栋：中美关系的“三大根基”就是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后来我们将人文交流称为“地基”，比“根基”更牢。

中美人文交流确实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讲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具体到“人”的。人，既包括决策精英，也包括普通民众。几年前我曾在《环球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谈到“观察和思考中美关系不能忽视‘沉默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指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中美之间每天都有上万人、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民众往来旅行。即使特朗普政府试图限制对包括中国学者、学生在内的中国赴美人员的签证，限制人文交流，但是大势所趋，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如同空气一样重要。现在美国一些极端的鹰派、反华派意识形态挂帅，要把中美人文交流停止掉，也就是要把中美关系的“空气”给抽掉，这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也是不得人心的。最近美国100多位前政要和中国问题专家联合发表公开信，反对美国鹰派的极端政策，呼吁美国不应把中国变成敌人，这也反映出美国理性力量的制约作用。

人文交流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是基础，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几年前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联合美国著名高校南加州大学做了一个中美合作研究，发布了研究报告，主张要通过“面向下一代”的路径（nextgeneration approach）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美关系要行稳致远，人文交流确实至关重要。

中评社：台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存在，而且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议题。那么台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如何？美国日后是否还会继续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

王栋：台湾问题确实一直是中美关系当中最复杂敏感的问题之一，并始终在中美关系当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对冲战略的角度去看，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台湾牌”来对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对台政策呈现非常明显的对冲或者说“两面下注”的特点。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保守派和鹰派之所以积极地推动打“台湾牌”，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给中国崛起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威胁，因此他们要想法设法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那么台湾就自然变成非常重要的一张牌了。随着美国对华威胁认知的上升，美国政府和国会中的亲台势力都在推动提升美台关系，并试图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目的就在于图谋以台湾为棋子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

出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工集团利益，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对台介入、影响、操纵之深，是我们需要一直保持警惕的。譬如，台湾历次的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需要去美国“拜码头”，美国也在不同的时候通过扶持“台独”势力来对大陆进行牵制和制衡。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和博弈还会继续下去，而且随着美国部分保守派、鹰派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假想敌，我们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可能会变得更尖锐。美国的亲台反华势力肯定会扶持“台独”势力，二者进一步合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评社：您能够分享一下如何走上研究中美关系这条道路的吗？

王栋：我本科是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的，毕业之后直接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攻读博士，专业是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我的博士论文是冷战史的题目，研究的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中美关系。我有两个导师，他们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一位导师中文名字叫鲍瑞嘉（Richard Baum），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另一位导师叫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冷战史学家之一。在我完成直博项目硕士阶段的要求，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两位导师就和我商讨博士论文选题。他们认为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问题，但关于此学界始终没有很好的研究。所以他们就建议我来做这个题目，于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就开始涉足冷战史，重点研究上世纪60－70年代中美关系的演变。当时我把美国几乎所有涉及的档案馆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福特总统图书馆、卡特总统图书馆等全部跑遍了，也跑了很多国内的省市地方档案馆，埋头故纸堆，历经数载寒暑，最终写出了我的论文。我在美国知名文理学院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历史与政治学系任教期间，继续从事冷战史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后来回到北大任教之后，外交部档案馆又开放了，我于是又查阅了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补充了很多新的材料。

2016年10月我在国际学界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最顶尖的学术刊物、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会刊——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上发了一篇论文，主要讲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这篇文章获得了匿名评审的高度评价，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也创了一个小的历史记录——我成为第一个在《外交史》单独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这也可以说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本身是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但回到北大任教之后，我也主持教育部的一个基地——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也在关注中美关系的现状。所以我研究的经历基本上算是从历史到现状，先是研究历史，现在也关注现状。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和美国著名智库全美亚洲研究局共同合作，协同中美数十家顶尖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展了“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的”大型课题，就中美之间的核、太空、网络、海洋、两军关系和人文交流等六大战略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布中英文联合报告。该研究报告是中美两国学界联合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学界和智库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重大突破，得到了中美两国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评价，被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今年我们计划正式出版中英文版论文集，题目就是《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

关于现在备受关注的所谓中美“新冷战”的问题，我也和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的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讨论，准备一起做一个联合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历史上的冷战中去研究现在的“新冷战”。我们希望把历史学家和研究中美关系的国际关系学者集结在一起，做出带有历史纵向、前瞻性和理论性高度的研究。这将是未来几年要去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

中评社：您在中美人文交流基地的任职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文交流的一些往事？

王栋：我觉得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中美青年思想的活跃、开放，以及彼此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友好交流。我记得去年，我在布鲁塞尔参加布鲁塞尔论坛，碰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谈到他们做的一个民调，显示大概到2017年为止，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按照年龄组别，年龄越小对中国的态度越正面；其中18－29岁的美国青年，对中国抱有好感度和对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的比例超过了50%。他对此表示疑惑。我当时提出了如下解释：首先，美国的青年没有意识形态的包袱，没有冷战的思维，所以他们看待中国的时候也不带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现在处在决策位置的一些精英，包括白宫中的一些鹰派，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待中美关系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用冷战框架进行分析，这也使他们陷入了一个认知陷阱。此外，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国交流接触，到中国来旅行、生活、学习甚至工作。很多美国青年甚至会说流利的中文，也对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所以美国青年能够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积极健康和建设性的心态来看待中美关系。前一段时间，有美国的一个教授带了一个十几个学生的团来北大交流，我也把这些学生放到我的课上和北大的学生一起交流。这个美方的学生团里面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博士生，有不同的专业，包括国际关系、法学、还有商科，有美国学生、也有到美国去留学的国际学生，所以是非常多样化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特意在课上问他们“来了中国之后印象怎么样？中国是像一些美国媒体描述的那样的妖魔吗？”学生们发出了会心的大笑。他们纷纷表示，他们亲眼看到的中国漂亮、整洁、现代化，民众热情友好，跟之前在美国媒体读到的妖魔化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思考当前的中美关系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能够跳出意识形态的偏见。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很不容易。美国精英中现在形成了一套非常负面的自我强化的认知趋势。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偷窃”了美国的技术、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这些“谎言”在各种媒体上天天重复，就变成了美方一些人接受的“真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也不愿承认的一点是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性的国家之一（2018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名第17）。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因循守旧不可能改革。遗憾的是，美国现在一部分精英现在就用这套说辞去麻醉民众，并在国内进行政治上的动员，煽动国内的反华情绪。

所以跳出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是至关重要的。在青年交往上，中国的青年对美国的印象总体上来讲也是积极、正面居多。而且我前段时间跟日本学者交流，日本做了民调，也发现年轻人对中国持更加积极的认知，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给我们了一个重要启示——如果中美两国青年能够用更加开放包容健康的积极心态看待中美关系、看待对方国家，这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两国青年用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和封闭僵化保守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那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就会蒙上巨大的阴影。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在中美两国青年身上看到了希望，青年们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青年是中美关系的未来，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越是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越要加强人文交流、加强青年交流。同时也要相信美国还是有更多理性的声音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中美当前出现了问题而不去接触，相反我们要更加开放、自信、积极和包容。

为此，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步骤和步伐来推动深化改革，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将中国与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中国绝不称霸，更没有兴趣去挑战美国的霸权领导，但我们可能需要做大量艰苦、耐心的工作，才能使美国部分人改变其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

不管怎样，我认为总体上我们还是有理由对中美关系抱持乐观，特别是从青年来看更是如此。我认为几年之前我们提出来的“面向未来一代”的思路，对于思考中美关系，还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应该坚持用“面向未来一代”的前瞻性态度来思考和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评社：最后，想请您谈一下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

王栋：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和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在曲折中前进一定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因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尽管现在美国也有一部分极端的保守派、鹰派的声音主张中美要脱钩，试图推动中美“新冷战”，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声音是不得人心的，是违背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的，也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期望。我们常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虽然是一句老话，但是我想它确实反映出一个非常有道理的规律，即中美一个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崛起国、另一个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国际体系现存的主导国，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用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好，一定不能陷入到“修昔底德”陷阱里面。

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坚定不移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中美关系遇到的挑战，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协调、合作、稳定的方向发展，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中美关系的前景。

（王栋为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文章转自中评社，盘古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