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国对世界格局长期战略研判的延续。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深刻论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虽然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新一轮波动、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出现、南北经济差距的逐渐拉大等不确定性因素极大增加了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发展相互交织。从历史经济周期的波动和节律可以窥探出，现在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面对国内外风险和挑战最多的时期。唯有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络、发展规律和内在特点，方可准确判断国际格局发展趋势，正确认识中国自身定位，才能抓住机遇、规避风险、迎接挑战，在实践中探索出“两个一百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实现路径。

一、“百年大变局”的呈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信息通信、数据处理等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人类的地理空间与时空限制被打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交往、政治对话、文化交流愈益密切，国际分工、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等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全球市场的形成加快了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逐步完善和升级，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衍生出技术垄断、环境破坏、失业增加等导致逆全球化的不稳定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体系、国家个体、非国家行为体的短、中长和长经济周期都经历了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相应地发生剧烈变动。政治格局多极化加速推进，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导致竞争与合作并存，全球治理体系与多边合作受到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国家安全所涉及的领域外延不断延伸扩张——这些都预示着国际格局已经进入大分化、大变动、大调整时期。

世界多极化呈现出新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20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结束了国际格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两强争霸局面，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综合实力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实质单极特征。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处于发展边缘地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迅速发展。在世纪交替的前后20年间，除了传统欧洲强国的复兴，最引人注目的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据最新统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40%，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伴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均衡，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政治影响力也得到快速提升。从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提高，到20国集团(G20)峰会的升格，再到“金砖国家”由政治性概念落地为有影响力的多边合作机制，以及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作用的不断加强，都呈现出国际社会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多极中的主要力量对比也出现明显改变。虽然美国的综合国力仍然是世界第一，但在“9·11”之后其独自掌控国际局势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欧盟作为集欧洲之力的重要国际力量，因欧债危机、难民问题和英国脱欧等而变得危机重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通过国际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其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力。尤其中国，在被美国明确为“战略性竞争对手”之后，又被欧盟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及“经济竞争对手”，这显示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长期处于总体和平与局部动荡的态势，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逐渐取决于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融入程度。与前一个百年相比，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得到了更加合理、充分和高效的配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重新塑造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格局，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快速增加，全球产业价值链更加完善，世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新高度。

同时，经济全球化所衍生出的不公平问题导致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因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国际社会呈现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在国际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背后，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群体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冲击。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催生了西方民粹主义回潮、极右翼政党力量上升和极端恐怖势力盛行，全球经济的下行趋势致使不稳定因素加剧了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困难、收入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等问题，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导火索。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问题是由政治精英推动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所致，只能通过反全球化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实行经济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来回应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减弱多元的社会文化带来的身份认同冲突。

有着商人本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一系列违背常规的言行举止背后，体现的是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政治理念。特朗普认为，经济全球化让太多的国家，尤其中国，“占了美国便宜”。他对其他国家是否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并不执着，但是不能容忍“免费搭美国便车”的国家。

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与多边机制遭遇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处理自身问题也需要联合多个国家共同行动。实践证明，多边主义对于扩大国际共识、促进国际合作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国际问题的协商解决，因此成为当今国际格局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不仅是当今国际体系的建构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

全球治理打破了国际关系中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但在这个体系中，大国仍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大国合作也是多边合作的关键。但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与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并不相符；而在多边合作机制中居主导地位、掌控治理规则制定权的西方大国为了保持其优势地位，不仅限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治理体系，还逃避自身应该承担的治理责任。例如，受部分发达国家的阻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迟迟得不到提升。

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对现有多边机制不满，更加偏向以可能获得更大利益的双边形式进行国家间合作。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开启了一系列涉及各个领域的“退群”行动，这样的行为体现出美国对维持全球治理中主导权的“意愿不足”。相对于以往在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时期坚守的道德优越感，如今的美国“主动放弃道德高地，将短期经济利益置于维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国际领导权之上”。

国际安全挑战多样化与碎片化。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变，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中各种行为体逐渐增多，不稳定因素大幅增加。当前全球安全挑战日趋多样化和碎片化，世界安全格局出现更多新变化。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出现全球范围内单一威胁的可能性愈发下降，大国之间的博弈竞争直接体现为安全对抗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以大国博弈为背景的全球安全问题愈发多样，种族、族群、宗教信众等次国家群体认同的变异发展在全球范围不断升温，相关问题恶化所衍生出的极端恐怖、分裂活动此起彼伏、相互呼应，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安全背景。

美国将战略重点从打击恐怖主义转移到与中国、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美俄分歧加大，特朗普与普京的对话并未改善双边关系，美国单方面终止了《中导条约》；在中东和东欧，中东、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使欧洲、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影响亚欧大陆的稳定与发展；在东亚，南海问题影响着日本、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美日澳印四国推出的印太战略试图加强联盟合作以针对中国。

全球化使科学技术快速变革、大规模扩散，安全冲突蔓延到多个领域，并改变了战斗形式与演变速度。科学技术直接决定军事战略优势，国家安全问题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逐渐延伸到经济、生态、社会等层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断发酵，传染性疾病跨越洲际传播，全球变暖导致生态危机频发，网络骇客威胁各国网络信息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现有国际规则不断受到冲击，多边机制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百年大变局”之中国定位

1941年，美国《时代》杂志主编亨利·卢斯宣称，“美国世纪”已经来临。2010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出版的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广受关注。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于2015年撰文指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此后，有关“中国世纪”的话题不断被外媒探讨。更有甚者提出了中美共治(G2)的概念。虽然以“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来的“中国世纪”有些夸张，中国领导人也并不接受G2的概念，但由此足以看到国际社会在这个百年对中国角色与定位的重视和期待。

回顾百年历史，近代中国一直在苦苦探索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身份定位。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身份仍然处于不断地追求和塑造之中。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家实力的升降是影响国家身份变迁的主要因素，而身份的变迁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所以中国的国家身份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发展。

中国国家身份的演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随着国际格局和自身实力的变化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发展中大国。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不同，其对外行为也不相同。

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阶段，中国要立足于国际社会，首先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自然会采取一系列倾向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中国不得不选择意识形态鲜明的国家身份，但是作为新生的国家，其还要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所以，“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作为“一边倒向苏联”的补充，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对外政策，同时也为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基础。虽然“三个世界”理论于1974年才提出，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同盟开始破裂之初到后来破裂愈演愈烈，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凝聚力已经在逐渐减弱。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到与亚非拉国家一起对抗美苏霸权，再到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努力，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身份凸显出“革命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中国国内政治进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已经不再是中国划分世界的标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向指导。这一时期中国国家身份最大的变化是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成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身份，让中国更加重视南南合作，强调“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进入21世纪，虽然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但是伴随着中国自身的迅猛发展以及GDP总量的逐步攀升，仅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这样的身份状态已经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以及中国自身的现实要求。中国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开始以“负责任国家”来明确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并根据现实需求，在2005年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这是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阐释，对中国转变对外发展方向、调整对外发展策略和提升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大国责任”应该包括本土责任和国际责任，并且本土责任应优先于国际责任。一个国家只有先对本国国民负责，才能谈得上要对国际社会负责。所以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国内扶贫一直都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据统计，中国在过去40年减贫7.4亿人，到2017年年末贫困人口仅为3.1%。历经40年高速发展，以中国今时今日的经济体量和世界影响力，承担国际责任已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确立体现了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出发，逐渐要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有了新的期待和要求。自2008年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相继出现，进而到“中国责任论”。从国际舆论的转变可见，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快速发展的心态逐渐变得理性，但同时也存在矛盾。比如，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体现明显：西方传统援助国既希望中国尊重西方在亚非拉世界的既得利益与优势地位，又要求中国分担国际援助责任并采用西方国家的援助模式，参与和支持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与发达国家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待更多的是一种善意和真诚的希望。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直接影响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模式。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时刻按照自己的国家身份行事。比如，近年来美国在国际组织中一系列的“退群”行为，与其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大国的国家身份格格不入，这样异常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全球公信力，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现。诚然，始终坚持做符合国家身份的事情并不容易，但是中国一直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承担着其国家身份所带来的国际责任——积极维护受援国的利益，不断开展并扩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渠道，在国际场合不断呼吁发达国家应切实践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强调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基础上，特别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以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呼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

纵观党的十五大到十九大报告，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国家责任的界定更加宽泛。除了“自我责任”外，中国加强了对国际社会中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的关注，尤其突出了“合作性责任”方面的重要性，比如“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国家身份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转变为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进而努力将自己塑造为体系引领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充分展现了中国国家身份变迁的历史进程。多边外交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联合国只是中国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发声渠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把联合国机构视为最重要的国际合作者。198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多边外交明确列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广泛涉足多边外交领域，并对联合国主要机构进行捐款。受当时国际发展领域趋势和自身实力的影响，中国捐款偏重于向以“人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工作重点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进入21世纪，“多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舞台”，中国政府更加重视与多边开发机构开展国际发展合作。除了传统的缴纳会员费、捐款和股权融资等被动式参与方式，还有更加主动且多元化的参与方式，包括在多边发展机构内部设立专项信托基金、设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合作基金，以及支持倡导建立多边合作框架或基金。从中央财政支出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向国际组织投入的资金量迅速增长。

除此之外，中国重点加大在地区开发银行的参与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测算，中国2013年多边援助的规模为30亿美元，其中66%集中于地区发展银行，如泛美发展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其余是联合国系统与世界银行。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2014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落户上海，不同于以往的地区性开发银行，其在机制上首创平权决策模式，即创始成员国都拥有否决权；2015年，首家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地区性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北京成立，这些多元的参与模式和与日俱增的资金投入量都展现出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中主动性和话语权的提升。不仅如此，中国开始主办重要的全球或地区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论坛，如2014年APEC北京峰会、2016年G20杭州峰会、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

回首七十年，中国在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复兴发展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方式和理念，逐渐成长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一个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参与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理念主要是受国际发展理念的影响，重点关注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如今，中国以自身经验为基础，通过推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来体现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地位。

2015年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读懂中国”研讨会上就“中国的全球秩序观”作过重要阐述，明确了中美关于秩序理解的不同。她认为，“美国关注自身是否能在世界上保持领导地位，而中国对如何改进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更加重视”。美国旨在建立“圈子俱乐部”，具有排他性；而中国则将自己视为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机构和体系中的平等一员。纵览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格局，全球化依旧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陆规模经济体仍然是重要的推动力。有学者指出，美国构建TPP的目的是设法减缓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速，而中国积极推进的RCEP是最大限度地寻求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大陆规模经济体通过扩展自己的劳动力全球分工规模获益，而小经济体则从同大经济体的互动中得利，从而创造双赢的局面。与美国的“单赢”模式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发展趋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要保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还要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免协定、基础设施建设、先进技术转移等来促进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良性发展，有助于维护世界经济格局的稳定运行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三、结束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社会历史螺旋发展和经济周期节律波动的具体体现，投影到当今的国际格局之中，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安全碎片化构成了大变局的世界政治经济图谱。和平与发展相互交织的世界潮流中也夹杂着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等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世界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复杂多变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使其更加坚定地加强多边外交以及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加强国家间信任与合作，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另一方面，增加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从被动式参与到主动甚至主导式参与，体现了其在国家身份上的转变。在“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这样的身份定位下，中国不能只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更要建设性地主导式参与全球治理。

经典的现实主义观念认为，“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之后，它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符的世界政治影响力，而且会产生更大的控制欲望(包括对于领土、其他国家政权，甚至世界经济秩序)，并会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扩张利益，若是必要，还会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来修正或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于当今的国际环境而言，崛起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更多地体现于在其他领域(经济、科技、国际规则制定)挑战守成大国的领导地位。现实主义的逻辑更加强调零和思维，而中国在百年发展的大部分时间则是秉承双赢思维。

不论是“美国至上”的霸权思维，还是“欧洲模式”的优越感，对中国发展的忌惮归根结底在于“制度竞争”。由于中国40年的大发展，美欧的经济发展模式、外交政策、价值观念均受到挑战。但是，鉴于全球经济状况进入了一个“新平庸”时期，稳定的经济增速和坚定扩大开放的决心是可以让中国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的。所以，在当前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的欧洲，德国外商和批发商协会(BGA)主席宾格曼发声认为：“欧洲不应该被扩建成一个围城。对中国的‘恐惧症’没有存在的理由。德国应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获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意大利成为G7成员中首位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继意大利之后，欧盟金融中心之一的卢森堡日前也与中国签署了备忘录。此外，欧洲议会“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委员会也于近日成立。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础，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至关重要，这对于在欧洲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全球化时代使得各国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近百年的命运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更需要中国。中国政府真诚希望在当今世界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与各国人民一道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公正合理，破解世界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平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文章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