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以来，美欧关系日趋紧张，不断恶化。去年5月特朗普首次访欧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声言：“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美欧）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欧洲人真的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年8月27日法国总统在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说：“欧洲再也不能依靠美国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只有这样，欧洲国家才能真正掌握国家主权”。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特朗普上台之初呼吁欧洲警惕美国将是欧盟的外部威胁之一，日前则公开表示：“有了美国这样的盟友，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如何应对其对欧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昔日盟友——美国，成了当今欧洲面临的一大难题。德国外长海科˙马斯近日连续表态，抨击“华盛顿已不再可靠”，提出欧洲应该用“欧洲团结”回应“美国优先”。本来，欧盟人口多于美国，经济总量与美国大致相同，科技实力也与美国在伯仲之间，在国际上同样拥有不小的影响力，如能团结一致，回应“美国优先”政策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现实是无情的。欧盟这个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中，由于外部威胁的减弱和内部矛盾的增加，他的凝聚力日益下降，导致国际影响力大大受损。对于美国骤然调整政策，他缺乏思想准备，成员国又各有自己的盘算，根本无法形成必要的合力，因而陷于有气无力的尴尬局面。按照德国报刊的评语，用“欧洲团结”回应“美国优先”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欧洲团结”由于债务危机导致南北欧分裂，因移民问题招致东西欧对立已严重受损。现又有两大因素影响着欧洲国家的团结，一是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得势，二是反德情绪显着上升。这两个因素正进一步削弱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

自从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以来，欧洲各国精英竭力阻止其他国家效尤，虽收到一定成效，但未能制止以反一体化、反移民为主要政治主张的民族主义（有的称为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并在众多成员国内部形成势头。近来，在美国人班农鼓动下，有走向“联合”的趋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坦承，民粹主义思潮在欧洲泛滥，与欧盟机构过多干预属于成员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有关。

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民族国家是构成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后，国家认同就成为民族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民族主义与一体化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强调国家主权，后者则极力淡化主权诉求，因为任何形式的一体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有关国家的主权。促使英国决定脱欧和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进行被欧盟斥之为“民族主义”行径并欲给予惩罚的国内司法改革等，本质上反映这些国家试图从欧盟手中收回部分国家主权。近几年由于欧盟在应对外来移民问题上举措失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移民问题与一体化联系起来，导致反移民、反一体化的政治势力受到各国民众的支持，其势头越来越强，使一体化进程基本上陷于停滞，并使欧盟国家进一步涣散。

另一个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新因素，就是反对德国的情绪日益抬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光彩历史，虽已加以清算，但对于受害至深的国家，如波兰、希腊等，其民众中间至今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对德国重新崛起心有余悸。而德国这些年自恃经济形势优越，在各种欧洲事务中“独断专行”，“自私自利”的做法也引发不少欧盟国家的不满。

德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建立欧元区获利最大的国家。德国不仅在欧盟内部，而且在全世界都是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欧盟的成立，使得德国几乎一夜之间拥有多达5亿人口的统一市场。由于欧元的推行，欧元区国家没有了货币工具，无法像过去一样通过汇率来调节贸易逆差。本就强大的德国制造业，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5亿人口的市场。德国的出口和顺差正是在欧元推行之后急速提升，德国的出口占据整个欧盟市场的60%。欧债危机后开启的量化宽松政策，弱势欧元又提升了德国在欧盟外市场的出口竞争力，实现内外得利。

根据日前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2018年德国经常账户盈余将达到2650亿欧元（约合2999亿美元），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贸易顺差的冠军。根据欧盟规定，一国的贸易顺差不应连续三年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否则将会影响欧元区整体的经济稳定。然而德国多年来都远远超过这一区间。按照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的预测，2018年这一数字达到7.8%，去年更高达7.9%，成为全球最高水平。由于成员国国情不同，欧盟内部尤其是欧元区国家从一体化中获益很不均衡。据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显示，统一市场在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方面，德国受益最多，相当于每人每年450欧元，而意大利获益每人每年只有80欧元，西班牙70欧元，希腊等国则更少。欧盟委员会对此高度关切，从2013年起一再呼吁德国增加内需，减少出口，以保持欧洲内部稳定。可是，德国却置若罔闻，强调出口由供需关系决定，德国产品在欧盟内部乃至在全世界受欢迎，是“德国制造”强大竞争力的体现，不应责怪德国。

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对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南欧国家仍毫无宽容大度之心，反而倍加责难。他不反思自己在移民问题上政策摇摆的失误，反将欧洲近年来外来移民大规模涌入，归咎于意大利、希腊等一线国家监管不力。对遭遇债务危机的希腊，德国将之归咎于希腊人民“好逸恶劳”，迫使其长期实施不利于经济复苏的紧缩政策。在其主导下给予希腊的贷款计划，实际上让希腊以新债还旧账（德国是主要的债权国），给希腊留下用以恢复经济的部分所剩无几。贷款计划参与一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呼吁对希腊债务实施减免，德国坚不同意，反而动辄威胁将希腊“逐出”欧元区。迫于德国反对党绿党的压力，德国政府日前承认，借助发放贷款和购买债务等多种手段，德国从“援助”希腊中共赚了29亿欧元。无怪乎希腊一位政党领导人苦涩地说，法西斯德国未能用坦克征服希腊，而今日德国却用债务手段控制了希腊。

令这样的德国来“引领”欧洲，能如何服众呢？又怎么能促进“欧洲团结”，一致对外呢？！面临困境，当前欧盟最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恰恰他最缺少的是“团结互助”、“共渡时艰”的精神。

美国《国家利益》去年8月撰文指出，“考虑到英国脱欧和从黑海到大西洋各国反对一体化情绪，欧盟的命运说的好听一点是很不确定”。在自身前景堪虞的情况下，面对美国以“美国优先”名义对其多方施压、欺诈，欧盟虽口头上说什么要“团结”、“自立”，“自己掌握命运”，但实际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试图让步求妥协，如在应对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甚或牺牲第三方利益，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7月访美，为与美国就双方贸易争端暂时“休战”，主动提出欧盟愿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

欧洲的德、法等发达国家在美国挑起全球贸易战中的表现，再一次暴露这些处于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第二世界国家的“两面性”。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