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似乎没有太多悬念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之前，“德国选择党”攫取了更多的关注，但这绝不仅仅是因为舆论对另类刺激的偏好。最终的选举结果表明，对选择党动向的关注是理解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的合理方向。

这个2013年4月才成立的小党，不仅在此次选举中成功跨越5%的议会准入门槛，更以超过13%的得票率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并将社民党逼到了被迫充当议会反对党的境地，成为了选举的最大赢家。这一变化给德国乃至欧洲带来的影响，恐怕比默克尔连任更大。

“另类选择”带来尴尬

真正让世人意识到选择党已难以阻挡的，是它在2014/15年度德国地方选举中的表现，选择党开始在各州地方选举中开疆拓土，并将这股势头延续到了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在难民危机的刺激下，选择党在德国各州高歌猛进，最终在全部16个州中进入了15个州的议会。

虽然默克尔的执政联盟仍将是议会中的最大党，但这是自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联盟党在选举中得票率最少的一次。面对选举结果，接下来的焦点是组阁方式。

这个问题恰恰会对德国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也是对联盟党的巨大考验。如今摆在台面上的无非两种方式：一是“黑红”大联盟，二是联盟党+自民党+绿党的“牙买加模式”。

大联盟可能性依然存在，尽管之前双方都不愿意搞大联盟，尤其是社民党已经连续两届参与大联盟导致影响力下降，始终活在联盟党的阴影下，这次社民党之所以期待打个翻身仗，就是想摆脱这种局面，但从现在看还是摆脱不了。在电视辩论结束后，社民党方面已经想往大联盟模式方向去寻求妥协。但大联盟方式带来的问题是，选择党将排在小党首位，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反对党，不仅会对政府形成强力掣肘，还有损“国家形象”，这是主流政党不愿看到的。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如果采取“牙买加模式”，好处是社民党就成了最大反对党，而选择党在议会里的地位会下降，但三党联盟更为脆弱。各方组合的意愿有差距，自民党参与组阁的愿望并不强烈，而绿党在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上与联盟党差异很大。这种模式的结果是牺牲新政府的稳定性。

因而，小党在德国未来的政府架构和政策走向上的权重增加了，他们可以对政策施加更大影响。从目前看，社民党选择作为反对党的可能性更大。

体制“宽容”难辞其咎

与传统政党不同，选择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寻找政策漏洞、反对政府政策为主要目标。从欧元区债务危机到难民危机，选择党的主要政治主张被概括为：反欧元的民族主义、反对同性婚姻的传统家庭观、反移民的排外主义，尽管其内部对于是否与曾经在德国组织了数次大规模反穆斯林游行的“欧洲反穆斯林化运动(Pegida)”合作存在分歧，但后者已经将选择党视为其政治盟友。选择党领导层还不时发出要“重新评价德国在二战时期历史”的声音，具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倾向。

令人遗憾的是，选择党的横空出世并没能引起主流政党的足够重视。当选择党在2012年开始活跃时，一位资深的基民盟政治家曾语带不屑地和笔者谈及选择党，认为它不过是“不成形的小团体”，“成不了什么气候”。直到2013年选择党正式建党后，德国主流政党才给予重视，将其纳入监控名单，即便在选择党重要人物多次发表民粹言论后，德国政坛仍“谨慎地”将其定义为“民族主义”而非“民粹”。但在德国的法律体制下，即便政府和主流政党想要对极右翼政治势力进行限制，以“捍卫自由和人权为己任”的德国宪法法院也往往过度宽容，为其大开绿灯。

最显著的例子是创建于1964年、被称作“新纳粹党”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在主流政治的围剿下却能得到宪法法院的庇护而生存至今。由于该党不断宣传种族论、为纳粹德国开脱罪责、鼓吹恢复“第三帝国”，并不断进行排外和仇外活动，德国政府和议会曾数次上诉至宪法法院，要求取缔该党。但德国宪法法院于2017年初做出的最新裁决，却以其“影响力萎缩不足以对德国政治和社会构成威胁”为由，拒绝取缔该党。德国宪法法院固然有担心干涉政党活动导致“民主”受损的历史情结，但在这样“宽松”的政治环境中，选择党以“反对政府就是民主体现”的逻辑为号召，不断扩大异见者联盟并挑战德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底线，正在从另一个方向对德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形成冲击。

民粹冲击下德国难例外

欧洲和美国近两年的政治变化，让大家把关注和期待都放在德国身上，后者如今扮演着西方“政治稳定器”的角色。西方建制派甚至要把德国作为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对立面，并作为在英国脱欧背景下，欧洲仍然稳定的一种象征。

此次德国议会选举在选前给人“平淡”的印象，是多数观察者对默克尔的笃定和德国的共识政治拥有信心，似乎德国真的能例外于从去年起席卷美欧的民粹主义冲击，能为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留下一片乐土，而且德国经济的良好表现更让人没有理由怀疑主流政党的稳赢局面。

但民粹主义的上升和扩散并非以民粹政党是否进入政府为唯一指标。年初荷兰议会选举中自由党的上位、年中法国大选中勒庞制造出的悬念，以及德国选择党上升为第三大党等迹象，都是民粹政治抬头带动欧美政治右倾化保守化的显著指标。德国选择党政治主张的内核不过是未言明的“德国第一”，它所吸引的也多是本土至上主义者和草根阶层。在相似的政经矛盾和治理困境面前，欧美国家的“政治共振”现象还将持续。

或许德国的例外之处是，人们会问，如果没有默克尔政府的欧元区紧缩救助政策和对难民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否德国选择党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希望德国新政府能够通过其顺利组阁、更加合理谨慎的决策和对极端势力更加坚决的应对，来帮助我们为这个问题找到德国式的答案。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