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风格，迫使澳大利亚公众和政策界重新思考以往看来不可动摇的美澳同盟。特朗普上任第一个工作日就宣布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通话时，他又猛烈抨击了奥巴马政府和澳大利亚达成的接受难民的协议，斥之为“愚蠢”，最后在电话进行了25分钟时唐突中断了原定一小时的通话。尽管事后美澳两国高层都进行了补救，但是这次外交事故，还是在澳大利亚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总理受辱”、“美澳口水战”成了澳大利亚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3月初，毕晓普宣布将召集在全球各地的113名外交官，计划在三月底，四月初磋商如何修订一份新外交白皮书。外交不确定性的大增使舆论中出现了澳大利亚外交要在中美两个主要经济和安全伙伴之间重新做出选择的猜测。

务实派寻求外交自主

澳大利亚在亚太变局中的选择，与其说是在中美之间的徘徊，倒不如说是在依赖美澳同盟与自主外交之间的纠结。在特朗普当政前，澳大利亚务实派人士，尤其是商界领袖和几位前总理就对美国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过大影响力表达过担忧。

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的过程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澳大利亚被邀请作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发达国家，但却在美国的影响下推迟了加入，最终未能成为首批亚投行创始国之一。

在2014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甚至把美国视为一个“危险的盟友”，不断将澳大利亚拖入那些与其无关的战争中去，比如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从这个角度看，美澳同盟不仅没有带来太多实际利益，反而造成了澳大利亚的人员伤亡。因此，弗雷泽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摆脱依靠强大盟友的历史传统，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另一位前总理保罗·基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过去二十年的澳大利亚都没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而且点名批评毕晓普外长近年来企图遏制中国的政策，认为这是错误地将中国视为冷战中的苏联，严重误判了亚太地区发展趋势和安全格局。

在负责战略政策和情报工作的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休·怀特看来，连包括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支持者在内的美国民众都已经在重新思考是否要维持美国遍及海外的霸权地位，澳大利亚却还对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信心满满，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与其紧跟美国，使亚太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加剧，不如主动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参与建设一个多方协调下的新亚太秩序。

对于务实派来说，理想的目标并不是要将外交重心从对美依赖转变成亲中疏美，而是要增加澳大利亚外交在美澳同盟之外的自主性，找到中美之间的中间立场。

澳大利亚民众对于中国崛起和亚太变局的敏感性也超过了澳政府精英。根据悉尼罗伊研究所的民调，2009年71%的民众认为美澳同盟“相当重要”；而到2016年美国大选前，近半受访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当选，澳大利亚应该和美国保持距离。当被问及同中美哪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对于澳大利亚最重要时，43%的受访者认为中澳关系最为重要，与支持美澳关系的人数持平。此外，85%的受访者对于自己见到的中国人持有良好印象。

精英中共识依旧

与务实派和民间对亚太变局的敏感不同，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澳大利亚政府精英的条件反射是以更大的努力和热情维护美澳同盟。国防和外交领域的官员和专家纷纷呼吁澳大利亚通过更积极配合美国在南海等焦点问题上的协同、增加防卫投入来安抚特朗普对于盟友搭便车的担忧。

比如，前空军总指挥安格斯·休斯敦爵士认为，澳国防军严重依赖美国技术和装备，若是脱离美澳同盟，则国防实力根本无法维持。尽管特朗普总统主政使得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增，以美澳同盟作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核心，仍然是澳大利亚两大党派、外交、国防各界的普遍共识。

三月中旬，毕晓普外长本人也在新加坡再次表态，支持美国在亚太“不可或缺”的独特地位，澳大利亚所愿意见到的国际秩序是要依靠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共同体。

澳大利亚对于美国的外交依赖不仅是由于同盟历史的惯性，也是因为美国不仅是能提供军事保护的强大盟友，而且是维持国际秩序政治价值的“老大哥”。就像休·怀特所说：“澳大利亚在美国霸权下生活了太久，对美国爱的太深，以至于无法想象未来的世界会有所不同。”

同样因为旧共识的延续，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考虑仍然相对谨慎保守。在过去一年间，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始终紧跟美国做出表态。中国赴澳学习、工作和定居人数的增加，引起了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排外反弹，甚至澳大利亚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比如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和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多次公开将中澳两国在学术、媒体、移民社区的交流称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渗透”和“统战”。就连部分知华派人士也有这样的冷战思维，澳大利亚外交做出”中国选择”所要面对的国内阻力显而易见。

澳大利亚地理位置与文化价值碰撞

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反映了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欧洲文化价值观和亚太地理位置的碰撞。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处亚洲边缘的西方国家，英国殖民的历史塑造了其作为一个西方社会的自我定位；而位于南太平洋、亚洲边缘的地理位置，反而加强了这一认知。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地理与文化的冲突体现在对于种族纯正观念的执迷。地处亚太的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对于保持欧洲移民主体地位有着强烈的执念，自从19世纪中期淘金潮期间中国移民涌入之后，针对亚洲人的种族限制被写入移民制度中；同时，澳政府却为欧洲移民提供旅费等激励措施。这些“白澳政策”，维护了欧洲裔占绝对多数的社会构成。

二战后随着政治风气的变迁，公开的的种族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意识形态冲突变成了地理与文化冲突的主旋律，美国也取代英国成为了澳大利亚的保护者。澳大利亚充当了冷战中西方阵营的亚洲先锋，不仅派兵参加朝鲜战争，支持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反共清洗，而且积极参与了连美国坚定盟友英国都不愿参与的越南战争。

冷战之后，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澳大利亚同亚洲地区的贸易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同时，亚洲移民的大量涌入也在改变着这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做出多元文化的尝试，乃至提出了“拥抱亚洲世纪”的口号。此外，澳大利亚也出现了像陆克文这样，能用中文给华人拜年的总理。

然而，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努力并存的，是传统的西方优越感。冷战的结束并未丝毫削弱澳大利亚的“冷战思维”，苏联的解体反而使澳大利亚各界不少领导人相信，坚持西方政治、文化上的价值观是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在外交政策上，澳大利亚继续追随美国，参加遥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澳大利亚外交、国防领域的高层也多有在美受训的经历。而被置于对立面的，正是那些与西方文化和制度期望不符的亚洲国家，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即使是以“中国通”著称的前总理陆克文，也总是以“西方集体”成员的视角来阐释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

因此，从地理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文化和价值观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时常要超越纯粹的国家利益。

当澳大利亚以务实心态投身亚洲，就会采取更合作实用的对华政策。而当澳大利亚以价值观为外交政策导向，就会回归紧跟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策略。当代的澳大利亚，要不断在坚持西方传统价值观和接受亚洲新现实之间做出选择，这不仅是澳大利亚对华和对美政策调整的外交问题，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人国家自我认同的调整。

李克强访澳：在反全球化时代推动全球化

中国和澳大利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国，在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情况下，两国有着维护自由贸易的共同利益。澳总理特恩布尔一直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华经贸合作的倡议者，他对于全球化的积极态度显然与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反全球化理念相左。本次李克强总理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正是意在推进务实经贸合作。

李克强总理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是第五轮中澳总理会晤，在形式和内容上是近年来两国以贸易为核心的双边关系发展的延续，两国常规化的会晤不断形成新的高层对话机制。比如此次访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中澳高层安全对话，内容涵盖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反恐合作。在贸易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中澳贸易也需要转型升级——从依赖矿物贸易向贸易多元化转型。澳大利亚在过去26年保持着经济增长的优良记录，特恩布尔显然不希望成为二十多年来第一个面对经济衰退的总理。所以进一步促进中澳贸易，吸引中国投资也正符合了澳大利亚“保增长”的目标。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此次会谈的主要进展有三点。其一，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将会与澳大利亚BBI集团合作，建设铁路和港口等铁矿出口配套设施，这一计划将在西澳大利亚的巴拉巴拉地区（Balla Balla）创造3300多个工作岗位。第二，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冻肉等农产品贸易的协定，给予澳大利亚牛肉在中国市场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第三，在与澳总理的联合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中澳关系的发展以各自利益为基础，并不意在针对第三方，澳大利亚不应该选边站。这给了澳大利亚在中美安全问题上避免明确表态的空间。在关于价值观的问题上，李克强总理也指出，就像澳大利亚寻求社会文化多样性一样，世界文明也需要多样性、多极化，否则难以有智慧的碰撞，故而各国应该采用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现实是：堪培拉外交政策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亚太形势之变，而且取决于澳大利亚政策精英的思维方式之变。而外交国防领域精英仍普遍支持依赖美澳同盟、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这为澳大利亚追求自主外交以及对华合作设置了障碍。

所以，即使在特朗普时代的澳大利亚外交会有大动作，也难以在短时期内有大改变。不过，从近年中澳在贸易和人文领域合作交流的广泛进展来看，即使澳大利亚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出现根本改变，两国关系在众多领域仍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仅要加强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对话机制及合作，更需要深入地通过学术交流、民众旅游互访等民间交流方式与澳大利亚民众直接沟通，减少殖民和冷战历史所遗留的文化价值隔阂，从而获得澳大利亚对于崛起中国的信任。

（作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