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27日上午举行的美国总统竞选首场辩论，辩论围绕实现繁荣、美国的方向，保障美国安全三个问题展开。在辩论伊始，两位候选人均重点谈及贸易协定问题。特朗普认为二十年前签订的北美贸易协定（NAFTA）夺走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而未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会给美国带来同样的灾难，他主张重新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希拉里则认为在贸易协定方面她坚持了自己的标准，如反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谈判（CAFTA）等。

两党候选人对贸易协定的立场客观么？

贸易协定作为一国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决策者通常需要兼顾其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安全目标和经济政策中的经济繁荣目标，不仅考虑国家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背景，同时也对国内选民与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权衡。美国的大选中，对贸易协定的评判标准则比较单一，大选中与选民自身福利相关的就业问题是核心，而在全球化发展进行中，一国贸易开放和国内就业的关系日益紧密，因此，各界对政策讨论的关注点更偏重选民的利益，讨论侧重在贸易协定对工薪阶层的经济损失角度。贸易协定谈判中通常有国内和国际的双层博弈，而大选阶段集中于国内博弈，放大了对贸易协定的反对声音。

贸易协定对美国是福是祸？

自由贸易协定的短期调整成本和长期收益之间存在矛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著名贸易学家丹尼尔·特雷富(Daniel Trefler)2004年在全球经济学排名首位的经济学刊物《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发表的论文解释了这一矛盾产生的内在机制。他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发现：在被加拿大关税减让影响最大的行业，低劳动生产率工厂的收缩使就业下降12%，产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对于被美国关税下降冲击最大的部门，工厂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4%。这一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在短期调整成本（对低生产率工厂的替代及工人的失业）与长期收益之间存在矛盾（消费者福利提升，及促进行业效率增加）。

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总体看，它推动了北美贸易，并为美国创造了角度就业岗位。Caliendo和Fernando在2015年发表在《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评论》)的论文，采用考虑了中间品贸易的更新的贸易模拟模型，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福利提升了0.08%。TPP的本质也体现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诉求。美国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网站首页以显著的标题明确宣称：“MADE IN AMERICA，将美国的劳工、企业和价值观放在首位”是美国推进TPP的核心利益诉求，USTR在对TPP文本各个章节的解读中，都对每个领域对美国就业及其他潜在的利益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特朗普的政治主张仅仅强化了自由贸易协定短期对低技术制造业带来的冲击，而回避了贸易协定对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和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的促进的积极作用。相对而言，希拉里的观点更着眼于未来，希望美国通过创新，技术革命等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非仅仅局限在传统行业就业机会的直接回归。

特朗普另一个重要逻辑问题是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TPP视为等同，忽视了自由贸易协定新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非传统收益。经过二十年的演进，区域贸易协定向纵深推进，协定的内容已经远远不只是体现在市场准入一个方面，而美国正是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则深化的引领者，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确定了美国第一代高标准FTA协定的模板，将竞争条款、工业标准条款、知识产权条款、环境条款等纳入双边FTA协定。TPP协定则建立了美国第二代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模板，其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监管一致性等章节强化了美国的利益诉求。

美国还会引领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么？

当今贸易政策与外交政策日益紧密结合，TPP等贸易协定是美国主掌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经贸战略的重要支柱，TPP并不会被轻易放弃。TPP原本是促进TTIP谈判的助推器，如果TPP搁浅，也会延缓TTIP的谈判进程。如果抛开TPP，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渠道来影响和引领区域一体化，美国会放弃已经在全球经贸新规则制定领域所取得的主动权么？

去年此时，TPP协定达成的消息惊动了中国各界，而一年后，美国两党候选人同时反对TPP的态度似乎让人松了口气。围绕TPP，TTIP产生的争论以及英国脱欧等将对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一定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区域一体化的退潮，而是表明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新形势下，区域合作需要融入新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不论外界风云变化，中国需要处变不惊，以大国心态稳步推进开放进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室主任、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