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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道炯:南海仲裁之后,中国的下一步是什么?
发表时间:2016-08-03 18:01 来源:国际网
如今的国际大环境更为复杂,但塑造一个友好的周边环境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提出一些让其他方感到积极的倡议,这并不需要中国改变最基本的原则立场。接下来,关于仲裁结果,中国将遇到来自南海区域内外国家一揽子的政治和外交挑战,这是可以预见的,但如果中国让自己深陷其中却是不明智的。中国应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提升南海海域与航空安全的项目中,进行海洋资源保护,而不是急着在一个资源萎缩的南海划线。这样做或许无法听到东南亚或区域外国家说声“谢谢”,但有利于减少他们对中国的敌视,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就菲律宾起诉的南海仲裁案,中国已经表明了不参与的立场。因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认为在仲裁结果出来之后,中国就不应该再对仲裁结果发表任何言论,而应努力就南海的功能性合作提出具体的计划与倡议。本期《中美印象》周报为您独家翻译查道炯教授讨论中国如何应对南海仲裁结果的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按

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起诉中国的南海仲裁案终于在三年之后有了正式结果,一边倒向菲律宾的决定并不出人意外。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仲裁结果,对于海域划界问题,中国已于2006年依据《公约》298条规定作出排除性声明,因而不再接受使用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就中国对仲裁结果的立场,国人或其他公民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不管怎样,历史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我们能做的只是充分利用好当下。

中国需要往前走

痛苦、沮丧或者蔑视——媒体对中国政府关于仲裁结果的回应进行了大量的解读。关于这一仲裁的任何问题,中国政府都不应该再去理会,任何的回应都是不明智、有损于自己的。在关于南海的主流言论中,对“共同开发”的关注与讨论远远不够。就像亚投行一样,中国应该在南海的海面和上空积极发起海洋海事功能性合作倡议,以填补亚太地区发展的空白——这一空白是亚太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但是对其的关注和讨论却远远不够。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第六章这样写道:“相关方应该探索开始一系列‘合作’,比如:1)海洋环境保护;2)海洋科学研究;3)海洋通信与航行安全保障;4)海上搜寻与救援工作;5)打击跨国犯罪,包括但不限于贩运毒品、海上武装抢劫、海盗及军火走私等。”

需要明确的是,《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第六章的初衷是建立在“达成一个综合而持久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因此,上述合作的一些细节还值得探究。但是这种表述并没有阻止接下来的努力——2004年,东盟——中国联合工作组成立,这个工作组最重要的任务是就发展合作提出建议,贯彻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此外,在第六章中,还有这样的陈述:不管是双边合作还是单边合作,其方式、范围和地点在得到真正的贯彻前都必须得到相关方的同意。这个可以被视为一个政治保障,考虑到了由于主权争议的存在,在合作开发某些项目中存在的国内情况的复杂性。

不言而喻,各争议方的开发合作行为是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符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赞扬这种合作开发与保护海洋、海事资源的行为。国际法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拥有资源开发权的同时也承担着保护它的义务。所有南海周边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签字的国家,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合作开发与保护南海,是其法律义务。

功能性合作的复杂

由上述可知,国际法中的功能性合作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模式。然而,功能性合作有着其固有的复杂性。为了使得相关提议得到实施,推崇合作发展的专家们提出了一个比喻——低悬的水果(提出一个最低衡量标准),但对一方来说足够“低”的水果,对另一方来说可能太高,以至于够不着。

亚投行已经建立,并在有序地走向运营,中国应该从其亚投行的建设中寻找经验,提出一些细节以吸引那些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

在南海,我们不应该忘记各方主权声索竞争及其他形式的海洋权益矛盾所带来的复杂性,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南海的过度捕捞、非法、无证、私自捕捞和栖息地破坏的情况正在加剧。特别是非法、无证、私自捕捞,它对海岸线的捕鱼区是一个很大的损害,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相关方就捕捞的功能性合作,可以从解决非法、无证、私自捕捞开始,可就此制订一个各方同意的解决办法。在整个非法捕捞的链条中——非法捕捞的区域、人员、资金运转及最终销售等寻找证据以对其进行打击需要各个相关方的努力,需要各方国内执法机构、外交家、法律专业人士的联合支持。

有兴趣的参与者可以向联合国粮农组织(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及其他专业性的机构咨询并聘请相关专家。正是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动下,《沿岸港口国就预防、制止、消除非法、无证、无管制捕捞行为的协议》于2016年6月生效。

只有善行才能获胜

2014年3月8日从吉隆坡飞向北京的马航MH370失事悲剧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民航安全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的紧迫性正在上升。不管南海各方的海洋边界划到了哪里,民航领域的安全不仅是国际义务,也是各个国家的利益。

中国的卫星服务系统,如北斗导航系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并成为有利于公共安全的公共商品。另外,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的框架下,中国可以邀请感兴趣的国家一起就加强民航领域的技术及业务拓展进行合作,乘客的安全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1997-1998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之际,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阻止了危机的恶化,这被视为是一种善行,在此无需赘述。如今的国际大环境更为复杂,但塑造一个友好的周边环境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提出一些让其他方感到积极的倡议,这并不需要中国改变最基本的原则立场。

接下来,关于仲裁结果,中国将遇到来自南海区域内外国家一揽子的政治和外交挑战,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如果中国让自己深陷其中却是不明智的。中国应该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提升南海海域与航空安全的项目中,进行海洋资源保护,而不是急着在一个资源萎缩的南海划线。这样做或许无法听到东南亚或区域外国家说声“谢谢”,但是有利于减少他们对中国的敌视,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作者查道炯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著名石油能源安全问题专家。在美国、日本学习研究14年,2003年回国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问题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中国能源外交、中外经济关系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文章转自中美印象)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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