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六项经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它们是：

1）朝鲜半岛基本和平稳定，即“不生战”；

2）朝鲜内部不出现严重和急剧的大失控、大混乱，即“不生乱”；

3）朝鲜须对中国有起码的友善态度，防止或阻止朝鲜对华经久敌对；

4）阻滞朝鲜的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发展，争取最终实现朝鲜非核化；

5）保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起码的灵活回旋余地；

6）半岛不得成为美国针对中国、侵害中国的战略/军事堡垒，而且与此密切相关，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友善。

尽管多年来这些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一直存在互相摩擦或抵牾，但它们都持久地至关紧要，因而总的来说不能扬此抑彼，更不能取此舍彼。

？在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继而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远程火箭之后，经过主要是中美两国间的艰巨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空前广泛、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由此，中国的上述第4项核心利益得到了在当前时期能够有的最佳促进，同时也及时地维护了第6项核心利益内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基本友善这个重大利益。因此，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段要格外注意上述第2、第3和第5项，争取实现尽可能适当的平衡。

原本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局面是坚持安理会决议原则上和从前一样，以更大力度和范围去制裁朝鲜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不同意将制裁扩大到与之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以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方面所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朝鲜经久的对华敌视态度，并有利于防止朝鲜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大乱，或者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与此同时，中国可以像2013年上半年那样，“单边”和自主地对朝鲜某些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采取国家的对朝制裁，这些制裁可以因形势和需要的变化自主予以缓解、暂停甚或结束。

随着安理会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议，中国的上述最佳选择已不存在，因而需要“退而求其次”，以防止和阻止因为履行这个空前严厉、空前广泛的制裁决议而损害中国重大利益。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中国有必要为在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或曰非制裁性影响）留下合适的余地。

一方面，这种余地很大程度上由朝鲜的行为决定。朝鲜劳动党于2016年5月中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同时朝鲜的核弹头技术和远程核武运载技术经过几年发展和数次新试验后，被公认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这以后，朝鲜并非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蛰伏”状态，即类似2016年1月初新的核试验以前约两年半的状态，其间没有搞核试验和中远程导弹试验，也没有对韩国作重大的军事挑衅。倘若如此，这就可以为改善中朝关系提供较好的条件。（当然，从劳动党代表大会结束到6月下旬，朝鲜藐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两次试验“舞水端”中程导弹，给中国高规格接待金正恩特使李洙庸访华添上了某种尴尬。）另一方面，中国可用的合适余地也由中国自己决定。如果牢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多方面的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难情况下平衡这些利益，防止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中国就能在机会来临时站在能够迎接机会的有利地位。

另外，中国在朝鲜新近核试验之后公开提出的关于两项谈判彼此平行和交织进行的提议（即发动旨在缔结美朝和约的谈判，同时恢复和进行半岛无核化谈判），遭到美韩两国迅速拒绝，这部分反映了之前那种“磋商前宣告”的做法欠妥。更重要的是，这个提议实际上基于几项大为可疑的前提：1）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遏阻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危险，或曰美韩对朝的“常规”军事威胁；2）朝鲜会相信可设想的、美国根据朝美和约承担的对朝承诺；3）朝鲜不会利用半岛无核化谈判从事战略性欺骗。对此，中国需要有所反思。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