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美关系已是竞争关系，问题在于如何管理这种关系。从美国的角度看，竞争并不总是坏事，经济领域的竞争是好事，政治领域的竞争也可接受，只有在安全和战略方面的竞争才是危险的。希望中美双方能够找到将竞争限制在健康领域的方法，建立收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规则。笔者认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战略再保证”和“展示战略决心”相互结合和搭配：当可以进行再保证时，就对中国进行再保证；但当需要阻止中国时，就要适当展示决心。不过，要想通过“战略再保证”建立互信，仅有对话、交换意见或增加透明度远远不够，而是需要通过切实行动，甚至需要相互之间付出一定“代价”。比如美国需要选择性地对华妥协，在恢复国内政治经济的基础上寻求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尤其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中美双方要开展某种“讨价还价”的合作。

美国国内认为对华政策已经失败

2014年以来，美国国内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颇丰。其中一个共识性结论是美国当前对华政策已然失败，中美关系也在恶化。有些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有些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处于灾难边缘，而且这种恶化还会进一步加剧，甚至可能跌入悬崖。

究竟谁应该为中美关系的恶化承担责任？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夸大其词，过多关注细枝末节或阴暗面；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适应不够，不愿承认和接受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求部分改变国际环境；另外，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也不够强硬。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责任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国内国际政策的变化有些咄咄逼人。换言之，虽然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和中美关系恶化存在广泛共识，但对恶化的原因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如何改弦更张，还未形成多少共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包含四个要素或主题。一是美国始终都在支持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不仅美国政府，美国社会也在广泛提供这种支持，比如美国的大学、非营利机构和私营企业等。对于那种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的说法，笔者颇感奇怪。这或许反映了审视中美关系的不同视角，但协助中国崛起直到现在仍是美国的态度。二是全面“接触”中国。这项政策由克林顿政府提出，旨在通过与中国全面接触和互动来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突出问题，寻求在地区及全球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三是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让中国成为主要的政府间及非政府间组织成员，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四是最近美国对华政策中又增加了对冲、再平衡和转向，目的在于防止中国崛起对美国的负面影响。目前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并非关于是否需要改变或替换这些主题，而是这些主题之间的平衡是否需要调整。

对华政策如何调整还未形成共识

目前，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如何变化形成了三种不同观点：第一，有人认为美国应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层面转向对中国的“再平衡”，其中不乏“遏制”因素。第二，较为温和的一派希望美国对华更为妥协，提出应与中国在某些方面进行“交易”。比如美国应放弃在东亚的霸权做法，以换取中国在诸多地区及全球问题上的合作。第三，还有人提出继续当前的“接触”政策，但要加上一些“相互再保证”，更多展示“美国决心”的强硬一面。

现在的中美关系极为复杂，悲观者和乐观者都能从中找到需要的元素。乐观者看到中美合作取得一定成就，比如在气候变化、伊核问题甚至朝核等问题上。悲观者则更多注意中美之间的对抗，比如中国在南海的一系列行动引发美国担忧、美国舰机在南海海域的航行与飞跃引发中国抗议等等。迄今为止，对华政策辩论在美国总统预选中并不突出。初选阶段只是一种政策姿态表达，还未太多涉及政策辩论，而且外交政策在大选中本来就不太重要。另外，较之叙利亚、“伊斯兰国”或俄罗斯等外交问题，对华政策也并不那么突出和紧迫。

民主党参选人方面，希拉里还未就对华政策发表重大声明。但“再平衡”政策被视为她担任国务卿时的最主要成就之一，因此如果当选，她不会说“再平衡”政策是坏主意，可能会继续这一政策甚至加以强化。

共和党参选人方面，特朗普、克鲁兹虽然提出一些有关中国的政策或建议问题，但并不突出。相对而言，倒是不久前刚刚退选的卢比奥发表了可能是目前最全面的对华政策：在力量和榜样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而不是在虚弱和绥靖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这番表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政策圈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即先前对华政策过于妥协，未对中国的表现做出强硬反应。

总的来说，目前所有总统竞选人都支持对华强硬，但他们对TPP的立场不尽相同。民主党竞选人希拉里和桑德斯都反对TPP，共和党竞选人特朗普也反对TPP，另外一位共和党竞选人克鲁兹则支持TPP。按照当前的选情，如果希拉里或特朗普当选总统，TPP能否通过就会打上问号。TPP如果不能通过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有利吗？届时这将是个重要问题。但无论结果如何，有关TPP问题的讨论都意味着美国将中国作为建设性伙伴的共识可能会终结，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对华虽更加怀疑和强硬，但中美关系仍有弹性

如今的中美关系已经变得极具竞争性。笔者同意中国学者阎学通的观点，即现在是中美双方对两国关系彼此坦诚的时候了，要承认中美关系就是竞争性关系。问题在于如何管理这种竞争性关系。至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竞争并不总是坏事，经济领域的竞争是好事，政治领域的竞争也可接受，只有在安全和战略方面的竞争才是危险的并且可能代价高昂。希望当中美成为竞争者时，双方能够找到将竞争限制在健康领域的方法，建立收益最大化而竞争损失最小化的相关规则。这样的中美关系虽然竞争性强，但也不乏合作因素。

笔者倾向认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战略再保证”和“展示战略决心”相互结合和搭配：当可以进行再保证时，就对中国进行再保证；但当需要阻止中国时，就要适当展示决心。不过，要想通过“战略再保证”建立互信，仅有对话、交换意见或增加透明度远远不够，而是需要通过切实行动，甚至需要相互之间付出一定“代价”。比如美国需要选择性地对华妥协，在恢复国内政治经济的基础上寻求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尤其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中美双方要开展某种“讨价还价”的合作。

这是一个巨变和复杂的世界，中美都是利益攸关方，两国除了加强合作别无选择。虽然现在总体的情况是美国对华更加怀疑和强硬，但中美关系仍有弹性。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朝着更加积极而非消极的方向发展。

(作者Harry Harding是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本文摘编自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演讲，文章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