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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复杂中国”更须看清复杂世界
发表时间:2016-04-15 17:36 来源:国际网
目前中国成长为大国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自身的认知和心态。相信实力或者拳头未必就是“鹰派”,而相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未必就是“鸽派”。没有对世界大势和对象国的了解,“鸽派”与“鹰派”的标签是简单而粗暴的,强加于人的标签更是以大嗓门替代讲道理。“吴胡之争”如能不流于口水之争,而是开启一场关于中国外交研究与实践的反思与辩论,促进中国人对本国复杂性对世界复杂性的探索和理解,将能产生真正重要的意义。

近日,前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在外交学院的一次学术报告中,对《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提出了批评。演讲稿在网络上传播后,胡锡进也很快做出了回应。于是,“吴胡之争”借着新媒体的火势,演变成了公共事件。这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者和参与者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辩论与反思的机会。

吴建民和胡锡进是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在笔者看来,胡锡进不断解释的“复杂中国”,以及吴建民屡屡提及的“复杂世界”,倒是比较好地概括了两位的观点分野。

吴建民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主题是“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熟悉他观点的人可以看到,这篇演讲的内容其实并不新,而是他过去近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观点。演讲的核心内容还是强调当前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外交的主线应该是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如果不是因为吴大使在演讲中点名批评胡锡进的话,想必这篇演讲稿也很难成为焦点。在胡锡进将“鸽派”的帽子扣到吴建民头上后,这场辩论就远远超出了个人层面,而进入公共话语层面。

“吴胡之争”也是当下中国自我认知和认识世界的一个缩影。中国处于崛起状态,正在深刻地改变地区乃至全球格局。吴建民也认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亚洲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停滞所形成的反差以及所带来的西方人的复杂心理会长期存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处于敏感易变的时刻,不仅是实力格局需要调整,观念以及意识形态也需要不断沟通与包容。然而,这是非常困难的。中国需要自己的一席之地,这种诉求已经成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但是这个世界的变化远远滞后于中国的预期。那么,是中国需要改变去迎合或者顺应世界的规则与架构,还是世界应该自我修正去满足中国的要求呢?“吴胡之争”的深层含义也在于此。

《环球时报》在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不喜欢《环球时报》的人不少,理由是认为其报道有时会失真,而且观点比较偏激。想必吴建民也是无法忍受《环球时报》的一些观点,才会批评胡锡进“看不清楚状况”,不了解世界的大势。而胡锡进则回应说,吴建民是“旧外交官”的代表,是典型的“鸽派”,言下之意,也是说吴建民也不了解世界。

至于什么是世界大势,胡锡进在上千言的回应中并没有说,而只是将吴建民标签化为“鸽派”代表,并称他打压多元言论,不让媒体参与外交事务。这样的话语也非常具有《环球时报》的特色,但也把一场本来应该精彩的辩论引入歧途,集中到了吴建民是不是“鸽派”、是不是“爱国”这样的伪命题上来。

其实,世界大势,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就是“时代主题”。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就是中国认知世界大势的共识。也基于此,中国外交政策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调整,从革命外交转向正常的国家外交。革命外交时代主要是在寻找敌人,以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的使命。国家外交则主要是提升国家利益,需要不断寻找朋友。如果世界的主流不是和平与发展,那就需要划清界线,分清敌友。

也就在这个问题上,胡锡进和吴建民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如果熟悉《环球时报》的社论或者报道,就可以看到,在这份报纸中你看到的往往是丛林状态,能够感受到世界局势的紧张,更重要的是,会让你觉得世界是简单的,中国只需要关注来自“敌人”的遏制。那个“世界”是不怀好意的,对于复杂的中国总是充满敌意和戒备,对于中国的发展充满嫉妒和不安,而“西方”就是世界的代名词。

吴建民在很多场合都反对这种说法,比如说,不能笼统地说“西方”如何,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同样是复杂的,西方怎么可能用一种声音来说话呢?就连美国也是三权分立,五角大楼、白宫和国务院在对外政策上也存在意见分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需要派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ISIS),奥巴马赶紧出来辟谣。这只是复杂世界的一个缩影,如果中国外交只是停留在那种对“西方”的想象中,必然会出现很多的偏差,比如以阴谋论的观点看待对方,任何不太友好的举动都会被放大,以至于掩盖了友好与合作的一面。不可否认,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激烈的变动,冷战结束后的那个“单极世界”正在远去,世界向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回归,而中国的崛起就是其中一个变量。如果不能理解世界变革的复杂性,又如何看清中国呢?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最近150年来剧烈变动,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国际体系施加的压力,迫使中国从古老的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可以说,这一转型的过程并没有结束。毫无疑问,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世界政治的最大的变量。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融入者成为体系的改革者,中国的因素主动或者被动地嵌入到国际规则之中。这是中国国家实力与国家形态的大变革,需要中国人自己去认知,也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大变革。去年中国学界曾讨论中国外交话语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彼此“听不懂”的现象,其中的原因,除了利益、表述方式存在差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彼此从没有如此关注对方,在乎对方。就像普通朋友一旦变成情人,彼此对关系的定位就会出现很大的调整,对彼此抱有更大的期待。

“复杂中国”是《环球时报》所倡导的理念。的确,中国的规模和变革的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研究中国需要更多的角度。但是不能因为是“复杂中国”,就强制让世界熟悉和顺应中国的要求,更不能以此来掩盖“弱国心态”,把任何对中国的批评都当作别有用心,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道德制高点上,对于任何的赞扬都欢欣鼓舞,尤其是为中国“点赞”的报道和说法。其实这是不自信的表现,他人的表扬和肯定似乎变成了获得自信的来源。真正的自信应该来自自知之明,知晓自己的弱点和优势,更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所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不仅指导了中国的改革,也是中国外交的使命所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塑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无论“复杂中国”还是“复杂世界”,都是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和了解的对象。事实高于立场,不以事实作为基础的“鸽派”或“鹰派”都是糊涂派。

历史学的档案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报告可能是当下了解中国与世界的“捷径”。档案可能是最真实的“事实”,同时,无论外交的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可以从外交史中获得教益。中国外长王毅曾表示,中国是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建议美国的朋友读读中国的历史。那么,中国的外交官、学者和媒体人更应该这样做吧。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外交历史,更是值得深入研究与反思。1978年的历史转折,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转变的根本点就在于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判定。中国当下的崛起也有赖于30多年来的和平与发展,而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来自于中国内部,来自于中国对自我的认知,来自于对世界大势的重新判定。从尘埃落定的历史中,我们依然能够得到耐人寻味、常思常新的教益。

现在,中国外交已经将照顾彼此舒适度作为重要的原则,而了解对方才能真正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关切和情感。在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其实就是各国、各个社会彼此了解的媒介。除了历史的档案文献之外,媒体记者的深度的调查报告也非常重要。中国已经全球化,中国人已经走出去,海外利益遍布全球,然而,中国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需要“田野调查”,也需要人类学那样的体认,而不应仅靠剪切和拼接起来的“外媒消息”。中国利益全球化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到底谁在中国外交领域更有话语权,谁的话语更接地气,还真不好说。

目前中国成长为大国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自身的认知和心态。相信实力或者拳头未必就是“鹰派”,而相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未必就是“鸽派”。没有对世界大势和对象国的了解,“鸽派”与“鹰派”的标签是简单而粗暴的,强加于人的标签更是以大嗓门替代讲道理。“吴胡之争”如能不流于口水之争,而是开启一场关于中国外交研究与实践的反思与辩论,促进中国人对本国复杂性对世界复杂性的探索和理解,将能产生真正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学者,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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