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看来，日本似乎越来越朝着“处处与中国过不去”的方向发展，1月中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对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提出国际社会要一致对于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发出声音；去年在亚投行问题上，日本是西方主要经济体唯一同美国一起没有加入的国家，而且表示质疑的调子比美国还要强。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高速铁路建设等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上，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的意味似乎超过了促进地区互联互通本身。如何认知日本的问题再次成为知识界和政策界关心的热点。

但主流的解读似乎仍然停留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总体保守化或者日美同盟遏制中国的两个传统的基本框架内，前者属于中国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牺牲品的“受害者论”；后者则是“日美同盟遏制论”或者“美国阴谋论”的范畴，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这些是否是日本对中国认知和政策的决定因素？要真正读懂日本，可能还需要从其内部的逻辑去系统解读才能找到线索，以感情判断为逻辑基础的解读，将会限制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的视野。

日本的国际秩序观演变

从表面上看，双边关系似乎是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的认知基础上的政策选择结果，然而从深层次来说，是建立在这个国家对于国际体系基本认知基础上的衍生，日本的中国外交走向同样也不例外。要理解日本的中国政策，首先需要去理解日本是如何看待国际关系，换句话说，这涉及日本的国际秩序观是什么的问题。

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努力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之路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在世纪之交当日本自认为已经可以同英法等国并肩的时候，当时的国际秩序中的白人至上，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帝国体系经济格局，让日本感到国际秩序没有包容性，192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之风，则直接打击了日本经济并让国内的国际派失去了声音，随后军人开始走上前台以建立新国际秩序团结民众（德国的情况也相似）。二战中，日本提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与战前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旧国际秩序全面对决，当然最终以全面战败告终。

二战结束，旧的欧洲列强主导的以殖民地为基础的旧国际秩序也告崩溃，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曾经设想世界五大战胜国美苏中英法，承担起“国际警察”的作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种建立在联合国基础上以大国协调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到来，美苏冷战的开始导致国际社会全面分裂。在西欧，美国通过建立北约和马歇尔计划建立了同盟集团；在亚洲，美国把战略中心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并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旧金山体制”。

“旧金山体制”的结果是日本在安全和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模式形成，吉田茂首相敏锐地认识到日本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把安全“外包”给美国，努力发展经济是日本唯一正确选择。这个战略选择不仅带来了战后日本几十年和平和繁荣，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了日本战后的国家认同，即建立在美国同盟和经济大国两大支柱上的新国家认同。

日美“一衣带水”关系与日本国家认同

在中日关系的话语体系中，常常可以听到“一衣带水”的说法，从地理上和传统文化影响上可能是如此，但我们如果从战后日本国际秩序观的角度来看，似乎用在日美关系上更加合适。“美国同盟”和“经济大国”的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并非完全是美国强加在日本头上的新认同，而是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战后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以及经济繁荣后被日本民众逐步接受和内化的国家认同，这种新认同不仅有很广泛的民众基础，例如对于日美同盟的支持率高达接近九成就是证明，而且这种新认同还具有强大的制度保证。

从安全上来说，日美同盟是基本的制度保证，毋庸置疑日美同盟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冷战结束后其合法性受到质疑也很自然，但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同盟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保护的硬件，不如说是买个安心的心理软件。对于日本人来说，日美同盟就类似于购买一个保险一样，朝鲜核问题出现后，之所以日本国内的安全政策讨论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例如日本的核武装），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日美同盟这个保险的心理效应。对于民众来说，日美同盟也是牵制国内部分民粹主义者在安全问题上走得太远的一个装置。

从经济角度来说，七国集团（G7）是日本经济大国认同的基本制度保证。战后，在美国主导下虽然建立了以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制，一方面以上述国际机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具有全球治理的性质，另一方面在决策实践中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以七国集团（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以美国主导下的五国集团——美日英法德）为基础，这种状况在冷战结束前后期达到了顶峰，那时候七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世界经济比重的七成左右，重大问题一旦七国集团决定后就会带来全球结果。

新国际秩序不确定与日本的不安

进入新世纪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崛起，以及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国家认同中的“经济大国”的制度保障——七国集团的影响力下降，20国集团（G20）机制形成，然而20国集团还很不成熟，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对于冷战后美国继续坚持的军事同盟网络的忍耐越来越有限，地缘政治上的摩擦在过去几年明显增加，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日之间围绕着海洋权益的争端升温，而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又对日本国家认同中的“美国同盟”的支柱产生了冲击。

因而，表面上看日本处处在同中国过不去，但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新的国际秩序不确定性的担忧。对此，日本为了减少不安的政策选择，则是希望通过强化过去的认同来增加安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强化同盟越来越着力，而对于强化日美欧经济协调的七国集团框架的积极性甚至高于欧洲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更像一个用传统办法来解决问题的现状国家（status quo state），而不是有些专家判断日本想要建立新国际秩序那种情况。

真正读懂日本并不容易，但不读懂或者在知识上误读日本，在政策上则可能会事倍功半。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