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注定不寻常。

巴黎刚刚遭到连环恐怖袭击，给这次大会的安保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须知，与会嘉宾中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1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发生些许意外，那将是震惊全球的大事件，当然大会的宏大主题同样不容忽视。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化时代的主题。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1997年，84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从公约到议定书，全球减排“共同承担但区别的责任”有了法律强制力。

按照“法律”规定，发达国家要承担全球减排的法律义务，发展中国家仅须采取应对碳排放的措施。简言之，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提出了硬性要求，对于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宽松。

计划不如变化快。随着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发展迅速，碳排放迅速超越一些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碳排放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原来分阶段承诺的减排路线图（2005年至2012年为第一阶段；2012年至2020年为第二阶段），似乎不合时宜，因为发达国家不干了，他们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碳排放责任，美国甚至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陷入争吵中。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则批评发达国家不遵守已经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这次气候大会注定不欢而散，所达共识也失去意义。所谓的承诺和路线图也成为一纸空文，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更成了笑谈。

争吵持续到2014年的智利利马会议，但各国代表最终还是达成了一份巴黎协议草案。

博弈并非无理取闹，而是复杂妥协的过程。气候变化攸关全人类利益，没有任何国家能置之度外。这是全球共识，也是气候大会一直争吵，但斗而不破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上共识加强。一是中国从高能耗发展的初级阶段升华至追求生态文明的新时期；二是奥巴马也有追求环保经济的理想；三是欧洲对节能减排持正面态度。关键是，中美两个大国于2014年11月的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和今年9月在美国先后达成两个《全球气候变化说明》，两强达成的节能减排共识具有全球示范效应。

本次气候大会前夕，中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巴西等主要排放国均发表多份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就减排问题达成共识，而且希望为2020年以后的碳排放承担责任。

这意味着，巴黎气候大会将可能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并形成制度性的安排。

当然，结构性的分歧依然存在。如何对接《京东议定书》的法治原则和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关键是碳排放的定量划分，可能会面临很多争吵。但要说明的是，碳排放多的国家要承担更多减排义务，中美已经做出了榜样。但承担多少义务，依然要靠各方讨价还价。

此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也应有适当厘清。须知，1995年以前，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占比95％。基于对历史负责任，发达国家也不能对发展中国家过于苛刻。

地球是全人类的家园，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已经被科学逻辑所证实。为了未来，所有国家都不能任性碳排放。但对接现实，全球经济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因而，碳排放的量化安排，很可能遭遇很多国家的抵制甚至是阳奉阴违。在此现实下，全球政治经济都需要有复杂的再平衡过程。

因而，即使巴黎气候大会能够达成碳排放共识，并为2020年以后的碳排放设定具有约束力的路线图，全球各国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和未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一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博弈，将使碳排放的国际合作带来阻滞。甚至会成为国与国博弈的工具；二是全球市场的变化是动态的，国家实力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新的力量崛起，新老秩序更替，将会影响碳排放共识的落实；三是世界并不太平，恐怖主义、贫穷、自然灾害等现实难题无时不在。

当国际社会遭遇诸如此类的现实威胁时，碳排放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往后推。毕竟，功利主义的国际关系，往往缺乏未来主义的大局观，总是把解决现实难题视为当务之急。

(作者为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