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简称巴黎气候大会）定于11月30日在法国首都巴黎开幕。据会议主办方宣布，习近平主席等8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这次会议。鉴于5年前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遭遇挫折，因此舆论普遍对巴黎气候大会寄予厚望。从会前的各种迹象来看，本次巴黎气候大会有望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

气候变暖是当前人类生存安全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非传统性威胁。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由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数量激增，使得大气层的温室效应作用增加，引起全球气候变化。其特征是地球平均温度上升和极端天气（如飓风、暴雨、大旱等灾害性天气）激增。气候变暖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威胁沿海地区，一些岛屿小国的生存威胁更为紧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发表的报告正式确认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人类当前遭遇的这一威胁严峻而且紧迫，但是，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却迟迟拿不出共同应对的方案和措施，这也成为多边国际谈判中一个老大难问题。

早在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环境与发展大会。178个国家的代表与会，其中11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参加大会。

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而制定的国家公约。这一公约确立了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多项原则，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成为指导国际环发合作的最重要原则。这项公约1994年生效，192个国家批准了这一公约，成为公约的缔约方。

此后，从1995年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会议，为寻求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途径展开谈判，本次巴黎气候大会则是公约缔约方第21次会议。

在此前召开的20次会议中，各国之间主要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两大问题上展开谈判，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

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这一文件为37个发达国家和欧盟设定了强制性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目标，即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国家8%、日本和加拿大6%、美国7%。2001年3月，美国正式拒绝《京都议定书》。

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为2012年之后的第二个承诺期（2013年至2020年）的排放目标进行谈判。“巴厘岛路线图”为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

按此要求，一方面，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承诺2012年以后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主要指美国）则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就是此谓“双轨制谈判”。“巴厘路线图”设定了两年的谈判时间，即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达成协议。

巴黎谈判是“最后的机会”

然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并未按计划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对此，西方国家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工业，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是主要的排放源。

统计表明，自工业革命至上世纪50年代初，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中，发达国国家的排放量占总量的95%。1950年至2000年，占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的累计排放占77%，而占世界人口多大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只有23%。因此，发达国家理应承担率先减排的责任。

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才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也就是说，减排对于发达国家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的减缓排放则是自主性和自愿性行动，二者之间的区别不容模糊或否定。

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西方国家试图否定《京都议定书》以及“双轨制谈判”原则，竭力把目标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国家。其目的显然是摆脱减排的强制性责任，最终导致哥本哈根会议遭遇重大挫折。

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在广大缔约方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议表达了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决心，并且提出在本世纪末把地球气温升高幅度限制在２摄氏度以下的明确目标。会议决定延长“巴厘岛路线图”的授权，保证“双轨制谈判”的继续进行，并且确定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最终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日益加剧，共同行动起来应对这一威胁和挑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联合国有关专业机构警告说，如果不能立即采取共同行动，把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那么气候变暖将不可逆转，给全球带来巨大灾难将不可避免。因此巴黎气候大会被认为“最后的机会”。

四大积极因素

舆论普遍认为，巴黎气候大会前夕出现了众多的积极因素，使得这次会议有望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在确立减排目标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9年哥本哈本会议失利之后，各缔约方国家并没有放弃达成协议的努力，此后的历次年度会议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围绕减排责任、排放指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等问题上争论依然激烈，但是共识也不断凝聚，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得到了肯定和维护，在确定减排目标等问题上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1年的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负责2020年后减排温室气体的具体安排。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就2013年起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期限为8年达成了一致，在发展中国家敦促之下，一些发达国家还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2013年的华沙气候大会决定为新的全球性气候协议起草文件，文件将提供下一年的利马大会进行讨论。这成为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最终协议的一个关键。

去年年底举行的利马气候大会，进一步明确并强化2015年新协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基本政治共识。利马大会经过妥协最终在决议中进一步细化了预计2015年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新协议的各项要素。

利马大会还提出，各国要在2015年提交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为巴黎气候大会确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提供参考依据。利马会议上，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获得的捐资承诺达到100亿美元。尽管距离在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这笔“首付款”发出了增加相互信任的积极信号。

第二，法国大力开展“气候外交”。

法国是巴黎气候大会的东道主，这次会议能否达成最后协议，法国负有重大责任。充满大国情结的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政治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突破，对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法国而言，这正是展示其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机会。

法国总统奥朗德2012年执政以来，内政外交上的建树不多，民望低落。巴黎气候大会把奥朗德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因此法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且把巴黎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视为法国最重要的外交行动。

法国政府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的成果是，达成一项普遍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明确全球升温限制在２摄氏度以下的目标，建立气候变化的“巴黎联盟”。

为此，奥朗德总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气候外交”。今年年初以来，奥朗德先后出访了东南亚、加勒比、北非等地区。奥朗德在菲律宾发表了《马尼拉宣言》、在马提尼克岛发表了《法兰西堡宣言》、在摩洛哥发表了《丹吉尔宣言》。这些文件提醒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呼吁各地区国家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暖的努力之中，为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做出贡献。

今年５月份，法国和德国分别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２１次缔约方会议主席国和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发表有关气候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呼吁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一个“雄心勃勃的、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协议”。法国试图同德国一起发挥欧盟核心大国和“法德轴心”的作用，敦促欧洲和西方发达国家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做出贡献。

不久前，奥朗德对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国事访问，这次访华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为成功举办巴黎气候大会而寻求中国的全力支持。双方发表了《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奥朗德特别赞赏联合声明中有关对各国减排目标进行“定期审议”的内容。

声明说，“双方支持每五年以全面的方式盘点实现经议定长期目标的总体进展”。他认为，“定期审议的条款将保证我们把气候升温幅度限制在２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如果我们在协议里面加入每五年对各国的贡献进行审议和上跳的内容的话，这将是很大的成功”。

第三，各方提出减排承诺指标。

2014年的利马气候大会要求各国向联合国提交自主贡献方案，确定各自减排的量化指标。这是确保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的重要依据和基础。美国、欧洲以及新兴国家等主要排放大国先后公布了本国的减排计划。

美国去年11月宣布，2025年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26％至28％。今年6月份宣布，到2030年美国电力行业的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32％，比一年前的指标再次减少２个百分点。

欧盟去年11月承诺到2030年排放量比比1990年减少4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的至少27％，能效至少提高27％。今年9月提出的承诺是，以2005年为基准，2050年之前减少至少50％的排放量，到本世纪末实现“接近零排放”目标。法德两国还承诺，2050年的排放量同1990年相比减少80%到95%。

巴西政府今年9月宣布，巴西将在2025年之前把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37％，在2030年之前进一步降低至43％。巴西是全球第七大排放国，这一减排承诺令人瞩目，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是把排放的增长幅度降低，而巴西承诺的是排放量的净减少。

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发表的总结报告指出，146个国家提交了排放自主贡献承诺书。这些国家排放总量占全部排放的80％，这些国家做出的承诺相当于到2030年时，在不采取额外措施的情况下，将每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10年的400亿吨控制到增至567亿吨，比预期值低40亿吨，这将会减缓本世纪气候变暖的速度。

报告认为，这是“全世界空前的努力”。同时，报告也提出，根据测算，各国承诺减排目标将能够把气温升幅控制在2.7摄氏度，还没有达到2摄氏度以下的水平，因此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第四，各方寄希望于中国的作用。

5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作为最大的排放国家而成为众矢之的，西方国家不仅通过攻击中国来规避和缓解自身的压力，甚至还鼓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围攻指责中国。但是，5年后的今天，中国化被动为主动，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将成为推动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重要因素而得到各方的重视和希望所在。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中国制定了切实的减排计划。中国于今年6月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国做出的承诺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以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等。

中国还宣布斥资200亿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以支援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付气候变化。舆论普遍认为，这体现了“大国担当”。国际环保组织指出，中国树立了“重要的政治榜样”。一些非洲国家认为中国的减排计划是发展中国家的表率，

二，积极展开大国外交行动。去年11月和今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在互访期间先后发表两份有关气候问题联合声明，在明确各自的减排指标的同时强调两国致力于推动巴黎大会取得成功。

奥朗德11月初访华期间，两国发表《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奥朗德明确和反复表示，希望中国利用自身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国家做出承诺，为推动巴黎会议达成协议做出贡献。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称，在气候问题上中国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盟友”。

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寄予厚望。“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是全球气候谈判中一支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组织，今年10月召开的“基础四国”部长级会议一致同意为推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做出努力，在重大问题上保持高度团结，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不久前在津巴布韦召开的第5届非洲气候变化和发展大会上，各国代表表示不赞成要求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承担同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责任。南非气候谈判代表、77国集团主席诺齐波·迪基科希望。非洲和中国在“G77+中国”的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巴黎会议达成一项兼顾控制全球变暖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协定。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文章转自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