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想要有更大作为,日本会更多地参与到世界事务当中。但事实上,日本可能无法有大作为。日本要重新走向军事化并非易事,军事贡献也并非日本所长。日本应该在其擅长的方面以其他形式对地区安全作出贡献,这是从更宏大视野看待安倍的(地区和全球)雄心。中日之间的竞争之一在于两种观念的冲突,即哪个国家拥有领导亚洲的权利。中国上升势头迅猛,而日本经济、人口等衰退明显,处于下行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明白必须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道理。相反,日本的感觉是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尤其是在东海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的主流观点是,他们需要军事力量用以自我防御,而非用以他用。日本人需要一场明治维新式的历史性重大变革,要重新意识到,日本身居亚洲,更是亚洲的一部分。他们也清楚知晓,在很多方面,要实现这种观念变化的关键之一在于和中国的关系,基于相互尊重以及相互间安全感的对华关系。 【编者按】 颇具争议的新安保法案经安倍政府极力推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强行获得通过。紧接着,安倍政府通过2015年度《防卫白皮书》,强烈警惕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动向,称中国的做法“高压”。美国《防务新闻》评论认为,在日本针锋相对的背后,很可能意味着日本对其亚洲态势的看法、态度与反应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开足马力推进对中国的对冲战略。” 安倍执政下的日本已经正式加入了中美之间的大博弈?抑或是为独立成为一支能与中美等量齐观的地区力量迈出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事媒体的提前造势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日本的这些变化是美国所乐意见到的。从政策层面看,一个军事实力更强大的盟友,能够应付大多数自身面临的安全挑战,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更别提还能为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保驾护航。 本期“安倍军事学”邀请的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执行主任格罗斯曼(Brad Glosserman),他代表了对安倍政府新安全政策持支持立场的一派观点,择要刊发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的政策取向至关重要。 但格罗斯曼没有具体提及美国何时开始转变为支持日本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尤其是建设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且对于“这一同盟关系的变化源自美国国防预算开支的缩减”的说法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美日军事同盟成立的初衷并非在于推进或扩大美国自身利益,而是确保日本不再走上对外侵略之路,换言之,美日同盟的特点即遏制日本的(军事)实力,让其在安全上“搭便车”。而今日美日同盟之变化,潜在的负面效果是,随着日本在海军及军队建设方面成为一支真正的强大力量,在军事同盟政策及策略上,美国不再具有压倒性的决定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非常传统的政治家,他对世界的看法是经典现实主义视角,信仰均势以及大国政治和权力,他期待日本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员。 要重返“第一梯队”国家 安倍2013年2月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的演讲中直言,日本是一流国家,他说,“如同我回归(政坛)一样,日本也将回归”。 当时,一群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向他抛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日本是要成为国际社会“第一梯队”的大国,还是要继续“搭便车”,如同在“失去的20年中”那样?安倍的回答是:“不,我们回来了。”即是宣告日本在政治、军事及国际形象上都要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安倍认为,这一地位的含义在于,世界从中获益良多;反过来,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贡献同样巨大。 安倍传递的信息是要有更大作为,日本会克服掉战后的“迟疑”(reluctance)态势——这种“迟疑”一直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的强化——更多地参与到世界事务当中。安倍的逻辑是,日本从国际体系中获益良多,应该做出回报,而不应该再“搭便车”。他想要改变这种局面。 在修改宪法的想法受阻之后,安倍后退一步,从他野心勃勃的计划中作出了巨大的让步,选择了重新解读宪法,尤其是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完全是因为日本公众对修宪持高度怀疑态度。不论如何,他依旧雄心壮志。显而易见的还有,他所希望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让日本做出贡献,并且得到外界的认可和关注。 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对于中国的影响,我们稍后再谈)。原因有二:一,日本获益良多,因而自然有义务要回报;二,这种做法会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日本要重新走向军事化并非易事,更别提恢复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帝国主义,能否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笔者也持怀疑态度。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大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强国的观点高度怀疑,他们质疑日本这样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日本的人口和社会趋势损耗了其远期兑现(军事)承诺的能力的持久性。譬如,为了实现这些变化,日本的军费开支数量远远超过了本国人民的意愿,而是随着未来10年国家人口的持续缩水而减少,这可能导致日本越来越没法履行义务。所以总体的一个担忧是,日本无法兑现这些期待。根据一位日本专家的观点,在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争论中,危险在于日本在军事上大有可为。但事实上,日本可能无法有大作为。结果可能会让支持者最终感到失望,他们渴望日本贡献更多。 贡献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扬其所长。军事贡献并非日本所长,日本应该在其擅长的方面以其他形式对地区安全作出贡献。笔者的观点是,日本应该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做出更大贡献,这是从更宏大视野看待安倍的(地区和全球)雄心。 日本需要又一场“维新” 美国国防预算缩水从而想让日本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这种看法简单而肤浅。日本可以在地区安全上贡献更多的看法早已存在。更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美国的盟友及伙伴国都能够在地区安全中做出更大贡献。同时,地区安全面临更多新形式的威胁和挑战,这也要求各国想出新的应对之策。此外,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财政吃紧,其他方面的需求还在增加。 所以,安全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协调能力。美日韩拥有各种不同的能力,与其让三个国家都拥相同的能力,何不让各自发挥所长,之后加以协调。这样既杜绝了资源浪费,也不会简单重复。 在过去,美国拥有资金和能力——当然现在美国还在承担,美国军队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军费开支比之后2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加强来还要多,这其中也囊括了中国。美国军队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水准,只是其他国家进展神速,差距不断在缩小。因此,让这些国家承担更多责任,贡献更多力量,顺理成章。 谈及东亚地区安全,无法回避中日关系。中日之间的竞争之一在于两种观念的冲突,即哪个国家拥有领导亚洲的权利。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日本自1868年以来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成为亚洲领导性的强国,而中国走向分裂和衰弱。 这里存在一种两国国家认同感间的冲突。中国曾经饱受侵略,拥有历史耻辱,正因如此,所以不希望这种历史重演,中国担心日本重新踏上军国主义之路,这是正当合理的。但日本会说,他们并不会重新回到军国主义。 笔者最新出版的著作《日韩认同冲突——东亚安全和美国》探讨了日本国内这种弥漫的克制,心理、社会、法律以及结构性等方面的克制。日本会认为,中国拥有13亿人口以及核武器,经济不断增长,尽管也面临问题,但这个大国的上升势头迅猛。而日本经济、人口等衰退明显,处于下行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明白必须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道理。相反,日本的感觉是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尤其是在东海领土争端问题上。 的确,在日本各级政府中存在着某些机会主义者主张,利用中国的这种威胁推进政治议程,以扩大日本的军事力量,但这种观点并非主流,也难以获得更大的关注。日本的主流观点是,他们需要军事力量用以自我防御,而非用以他用。 在和绝大多数日本人的交谈中发现,他们深知日本的未来系于和亚洲的更深入融合,这并非否定和美国的关系,而是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属于亚洲,亚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日本人需要一场1868年式的历史性重大变革,那个时候他们曾说过,西方先进,亚洲蛮荒落后,所以要“向西看”。本质上,那时的日本身居亚洲,但并非视自身为亚洲的一部分。如今,日本人越发意识到,这种看法不再有效,而更有益的看法是,日本身居亚洲,更是亚洲的一部分。他们也清楚知晓,在很多方面,要实现这种观念变化的关键之一在于和中国的关系,基于相互尊重以及相互间安全感的对华关系。 (作者Brad Glosserman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执行主任,文章转自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