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公投否决了接受国际债权人的援助条款，公投之后，希腊议会又通过了新的改革方案，与此前国际债权人的要求相差无几。但欧元区财长们却对希腊失去了信任，连希腊自己也知道与债权人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不按常理出牌已经是“常识”了，也正因如此，欧洲的债权人以及那些出资援助希腊的国家对其已经没有信任了。本来债权人希望希腊能够换个比较靠谱的领导人，但是公投却确认了齐普拉斯“反复无常”的合理性。虽然希腊换了财长，提出了比较靠谱的改革方案，但是谁又能保证齐普拉斯不会故伎重施呢？

从信任的角度来看，希腊已经不是欧元区的成员国了，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没有希腊的份儿。最近，欧盟也停止了对希腊的紧急流动性援助，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希腊即便不正式退出欧元区，那资本管制将持续下去，希腊金融无疑会处于“半冻结”的状态。

对希腊来说，暂时退欧，看上去很美，但必然是个痛苦的过程，欧元区可以名正言顺地卸掉包袱，齐普拉斯也就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公投是不是真的增加了希腊谈判的筹码呢？并非如此，虽然希腊提交的改革方案与之前公投拒绝的那个相差无几，但是国际债权人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公投呢？到底是希腊议会说了算，还是希腊选民说了算呢？这个问题看上去很愚蠢，却折射出现代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套路。从理论上说，议会是民意的机构，是选民意志的集合，但实际上在同一问题上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公投作为一种直接民意的表达，在利益多元的社会中很难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当年戴高乐搞公投，结果把自己搞下去了。齐普拉斯没有被公投换掉，但是却失去了与债权人谈判的基础。无论欧盟还是欧元区，其建立的基础就是国家之间的信任，以及对主权的适度转让，这种结合的方式可能会造成“民主赤字”，但是却提高了决策的效率。

希腊公投在两方面损害了这种脆弱的信任：一是重大决策诉诸公投这种高度不确定的表达方式，因公投让国际债权人惊魂未定；二是希腊在赖债的手段上花样迭出，债务重组或者减记需要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协商，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要挟。

国际债权人和希腊已经相看生厌，但是谁也不愿意说出“退欧”这个字眼，欧元区多数成员国已经想把希腊踢出去，但还是希望希腊自己提出这个要求。当希腊的新改革方案不为债权人接受的时候，齐普拉斯会不会为当初的公投而后悔呢？

（作者为吉林大学学者，文章转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