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衰落并非来自霸权国崩溃或权力转移，而是来自权力扩散。这涉及到三个长期因素，即国际层面的民主化和全球化，以及国内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分化。而这三个长期因素所形成的趋势都是不可遏制和不可逆的。具体表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权力扩散的最直接因素。随着人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使国家的地位降低。此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种国际行为体间结成一个又一个复杂行动网络，行使事实上的自治，成为霸权解体的另外一个动力。相比国际政治的长期不利趋势，美国国内政治的分化才是美国霸权的致命伤。美国霸权的力量来源正是其国内民主政治，它使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趋于一致。但今天美国国内权力的集中受到国内政治分裂的冲击。美国霸权受到权力扩散而非权力转移的冲击更大，一个明证就是，尽管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清楚权力转移的存在，但未去阻止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而是将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恐怖主义。如果恐怖组织成功地将美国的威望和软权力打击到一定水平，并破坏了美国国内的民主根基，那将使美国霸权消失得更快。未来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不再统治世界，但仍领导世界，只不过是众多重要的领导者之一。

美国霸权被唱衰不是一天两天了，从80年代保罗肯尼迪的预言到2014年福山在新著里认为民主正在衰落，美国霸权看起来总是朝不保夕。但是，直到今天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现在再说这种预言，多少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何况2015年的美国刚刚度过危机，还在全面走强之际。不过，近几年来从学者到政治家对霸权衰落的预期却与以往不同。

世界性霸权正在经历双重挑战

提出“软权力”概念的小约瑟夫奈在论述美国未来的领导地位时，强调世界性的霸权正在经历双重挑战：一是权力的转移；二是权力的扩散。权力的转移很好理解。就是世界霸权的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从欧美向亚洲转移，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权力的扩散则是指权力正在从国家手中逐渐向非国家、亚国家行为体扩散，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甚至恐怖主义组织都在执行着某种全球治理的职能。而此前这些职能都是被国家所垄断。目前美国所面临的霸权挑战当然来自东亚和拉美崛起的权力转移，但更大的挑战则是自身权力扩散化的影响。

也是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寻求新格局”的普遍心态正是旧霸权秩序逐渐解体的信号。不过，在本届达沃斯280余场研讨会中，气候变化、环境和资源紧缺、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社会融合和金融体系、国际贸易和投资、就业技能和人力资源、地缘政治危机等议题，鲜有达成共识。事实上，上述问题确实是一个自上而下(top-dow？n)的霸权体系所无法解决的。

在全球整合接连失败的情况下，各个国际行为体各自为战、或进行局部整合。近期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直接原因被认为是欧元的Q？E。而欧洲的困局在于，高福利体制让经济难以为继，而选举政治又让短视的政治家宁愿选择借债也不愿变革。现在欧元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意味着全球主要货币之间无法达成妥协，只能各自为战。也同时意味着以经济霸权为基础的美国霸权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欧元区小伙伴们的要求了。不像二战后美国主导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年代，如今美国供给制度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在世界性制度阙如的情况下，许多国家转而谋求建立自身发展、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小环境，这转过头来又增大了全球整合的难度。

按照约瑟夫奈的理论，作为霸权国，美国先是受到权力转移的冲击———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美国经济从占全球经济1/3降至20%，至少如基欧汉所言，是一种“不完全衰落”(Incomplete Decline)。与此同时，其又受到权力扩散的冲击，移民问题、经济离岸化、金融不稳定、气候变化、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这些需要世界警察解决的问题，美国一个也解决不了，必须寻求非政府组织、公司、公民的帮助。如此，权力从国家手中向其他行为体的扩散也是不可避免。实际上，早在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就发表了《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报告，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始于1945年的美国霸权时期，很快就将结束。各国政府都因全球化而受到了削弱，它们的影响力正在让渡给跨国公司、自由资本以及跨境网络。个人赋权是“大趋势”，这一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间才不过短短20年，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就已岌岌可危，这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相当罕见的；而霸权的衰落并非来自霸权国崩溃或权力转移，而是来自权力扩散———大家渐渐地都不听“霸主”的了，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更是从未出现过。那么，是什么原因带来权力的扩散和霸权的衰落、乃至解体呢？这涉及到三个重要的长期因素，即国际层面的民主化和全球化，以及国内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分化。而这三个长期因素所形成的趋势都是不可遏制和不可逆的。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权力扩散的最直接因素。随着人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国家的地位降低了。这是因为制度和技术进步的内涵在于增强个体的力量，而使国家脆弱化———如今一个斯诺登就足以使超级大国狼狈不堪，美国的道德高地丧失殆尽。所以民主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民主体制的建立，而是意味着个人赋权的快速增长。不但如此，民主化还意味着世界统治秩序的改变。因为民主化也形成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即使霸权国家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但对主权国家，对普通平民、组织都要严守行动的边界。而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则意味着更多原教旨主义者上台，美国的反对者快速增长并更难根除。即使在西方内部，民主化实际上也削弱了美国对其小伙伴的软权力：当不存在“自由世界”和敌对世界之间的界限、以及对整个民主国家的外在威胁时，美国借以塑造秩序、维系霸权的理由将不复存在。

全球化经常被认为是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主题，并将在未来推动世界政治的一体化，而对于世界政府的想象也给了很多人呼唤更强有力的世界霸权的理由。但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全球化正在成为霸权解体的另外一个动力。汉斯摩根索在20世纪50年代的论文“另一场‘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指出，次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目前，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种国际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之间都会结成一个又一个复杂行动网络，行使事实上的自治。而即使在最有优势的经济领域，美国经济霸权体系中最重要的世贸组织也在多哈回合后再无建树，在其他领域更是如此。美国甚至不再有能力完成一次新的全球贸易整合，只得自己也去追求TPP这种地区经济小环境。

现代性规则将代替霸权

相比国际政治的长期不利趋势，国内政治的分化才是美国霸权的致命伤。原本美国霸权的力量来源正是其国内民主政治，也就是布鲁姆所说的“真正危险”而又“最成功的专制”。它使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趋于一致，排斥国内外真正的不同意见。如王缉思所言，美国政治精英通过国内民主使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4.6%的美国，之所以称霸，其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内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形一如当年的雅典和罗马。而今天美国的问题在于，国内权力的集中受到国内政治分裂的冲击。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会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浓厚，党派歧见使得政府决策效率低下。这一点在过去几年的国会表决中相当显著，有时甚至因为国会的分歧而使联邦政府经费短缺、陷入关门的窘境。国会分歧的背景是族群多元化、共识缺乏、贫富差距拉开、利益集团坐大等，由此美国国内政治的一致性越来越受到削弱。这种情形在美国历史上仅有两个时期堪与其比，一是南北战争前夕美国为奴隶制存废而陷入分裂；二是镀金年代后美国因贫富差距而濒于革命的边缘。

美国霸权受到权力扩散而非权力转移的冲击更大，没有人比美国人自己更清楚这一点。一个明证就是，尽管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清楚权力转移的存在，但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目睹着这种转移而并未采取任何积极干预的措施，去阻止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包括中国)的崛起，而是将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恐怖主义。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国家的组织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更大；另一方面恐怖袭击很可能改变美国国内民主的形态，加剧族群和政治的分裂化。毕竟在历史上安全与民主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上最难解决的悖论。如果恐怖组织成功地将美国的威望和软权力打击到一定水平，并破坏了美国国内的民主根基，那将使美国霸权消失得更快。正是基于这种意识，小布什将精力转到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后，这种以对抗权力扩散为重点、甚至故意忽视权力转移的国家战略就从未改变过。当然，迄今为止，其维持霸权的种种努力，效果并不显著。

至于说霸权衰落或解体之后会如何？答案是并不一定导致动乱、无政府状态或丛林社会。现代社会模式成为各国的主流，这意味着国与国、行为体与行为体之间已经找到了现代性的相处规则。这当然有赖于以往霸权时代的规则和国际机制的建立于推广。世界贸易组织下的经济规则、IMF下的金融法则、红十字会下的人道原则、人权宣言下的相互尊重等，都已经成为牢不可破的国际机制。美国的霸权作为一种制度霸权，过去就非常注重国际机制的创设和维护，因此，这本来就是一个最接近扁平化世界的“软霸权”，并努力使自己成为机制的一部分。

而国际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成为国际社会中相对独立的变量，可以在霸权国实力支撑之外发挥作用；国际机制客观和主观上加强了霸权国的实力，甚至成为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霸权衰落之后，国际机制甚至可以独立发挥作用。因此，相比以往时代霸权经常使用军事手段或经济手段达成目的，霸权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更加依赖于国际法、惯例、软权力、非政府组织治理、公司、盟友体系等半强制或非强制性制度。这正是旧霸权作为机制的创建者留给世界最有价值的东西。而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也并不会消失，如一些学者所言，美国不再统治世界，但仍领导世界———只不过是众多重要的领导者之一。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