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加德国之间的核问题框架协议是全球外交的一次重要成就。4月份早些时候的协议是理性希望对非理性恐惧的胜利，理应得到实施。但如今需要与美国、伊朗、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强硬牌子角力，他们妄图在6月协议最后期限之前扼杀该协议。

框架协议能让各方受益。伊朗减少其核活动，特别是铀燃料浓缩活动，以换取取消经济制裁。伊朗政府将更加远离开发核弹——它也一直否认这一点——并赢得经济复苏和与主要大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

这是一个明智、务实且平衡的方针，需要监督和论证。它不要求美国和伊朗政府突然变得互相信任；但它却是提供了构建信心的机会，尽管它允许符合双方各自利益的具体措施。关键是，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处于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

强硬派持有的观点是对方永远不可信任，并以此鼓吹关于政治和人性自我实现的理论，使得战争的可能性极大地提高。这些恐惧鼓吹者应该排除在问题之外。现在应该做的是缔结和平。

应该注意的是，西方与伊朗的巨大分歧大体上是过去西方针对伊朗（1935年前为波斯）的中伤行为的结果。20世纪初，英帝国就开始操纵波斯以控制其巨大的石油储量。二战后，这一工作日益由美国承担。

事实上，从政变到独裁再到战争和制裁，美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伊朗。1953年，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联合颠覆了民选的摩萨德（Mohammad Mossadegh）政府，以阻止摩萨德将伊朗石油储量国有化的政策。接着，美国扶持了巴列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的残酷独裁统治，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将其推翻。

革命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为伊拉克提供武器装备，这场战争导致大约一百万伊朗人死亡。1987年以来，美国以各种借口实施经济制裁，包括宣称伊朗阻止恐怖活动和指责其构成核威胁。美国还竭力将制裁措施国际化，一马当先推动联合国动作，并在2006年开始执行。

美国强硬派有着自身长长的仇恨清单，首先就是1979年包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事件。在该事件中，66名美国外交官和公民被劫持444天。然后是伊朗介入伊斯兰起义以及支持被归为恐怖分子的反以色列政治运动和集团。

但是，英国和美国对波斯和伊朗的伤害行为比伊朗对美国和英国的行为开始得更早，持续得更长，造成的伤害也大得多。此外，许多被美国归为伊朗“恐怖主义”的东西，其实是该地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逊尼派之间的宗派斗争。“恐怖主义”这个名词让这些长期存在的冲突和对立变得更加模糊而不是更加清晰。正因如此，被美国强硬派称为“恐怖国家”的伊朗，现在实际上是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逊尼派圣战组织斗争的盟友。

伊朗与英国和美国的冲突是一个含义更加广泛的局面的一部分，即19和20世纪期间西方利用其军事和经济主导力将其实力和政治意愿凌驾于世界大部之上。如今的中低收入国家大多直到最近才进入真正的主权时代。

与伊朗的协议草案不可能克服一个世纪的不信任和操纵，但它可以开启创造迈向和平和互相尊重的新道路的机会。互利互惠将通过诚实评估共同利益，以及以论证为基础的逐步进展来实现，而不可能通过双方强硬派指责对方是纯粹的恶魔、坚持要获得彻底胜利来实现。

1963年冷战最高峰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成功地达成了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 Nuclear Test Ban Treaty，简称LTBT），这给了我们一个很有裨益的例子。当时，双方的强硬派将LTBT贬低为面对不可调和的敌人的国防软弱。事实上，双方都充分尊重了该条约，并在此基础上在1968年达成了里程碑式的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肯尼迪在半个世纪前的话适用于今天的伊朗协议。1963年，肯尼迪这样评价LTBT：“这不是一方的胜利，而是全人类的胜利。”针对这一条约，他说，“不会解决所有冲突，也不会让共产主义者停止野心，也不会消除战争威胁。它不会减少我们对军备、盟友或对外援助计划的需要。但它是重要的第一步——迈向和平的第一步，迈向理性的第一步，远离战争的第一步。”

（作者杰弗里·萨克斯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卫生政策和管理教授、地球研究所主任。他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