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并非“一片灰色”

2014年世界经济原本可步入周期性景气的起步阶段，但美国首季度经济为负增长，乌克兰政治危机带来的制裁与反制裁以及埃搏拉疫情扩散等影响，IMF将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值从3.7%下调至3.3%。IMF总裁拉加德认为脆弱、参差不齐，受到诸多风险的困扰，世界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低于平均增长水平的时代”，即“新平庸时代”。实际上早在拉加德之前，西方有的经济学家就已提出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圼现“经济增速低于平均水平与高赤字、高债务和高失业并存的态势”，美国太平洋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尔·埃里安等投资家将此种状态称之为世界经济“新常态”。有中国学者更认为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并引发经济大衰退之后，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相当长时期整体低速的“換挡期”，世界经济能保持低迷増长而非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就已经很不错了。

世界经济步入“新平庸时代”或者是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实质上讨论的议题都是世界经济増长速度及其与速度相关的要素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走势？亊关我国面临何种外部环境的认定与判断。从发展实践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5%，已经基本走出危机，虽然危机后遗症和负面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但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亊长吉姆·奧尼尓认为在2010—2013年4年里，世界经济年均増长率为3.4%，大体与IMF提供的年均增长3%到3.5%的数据相一致。这组数据虽然低于2003—2007年“黄金时期”年均增长4.5%的增速，但高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年均増速的3.2%及90年代的3.1%，更远好于2010年6月IMF预测的未来5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2.5%的预期值。

从上述统计数据变化看，“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多重挑战与风险冲击下，并沒有出现“二次探底或衰退”，而且全球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按汇率计算，全球GDP总量从2010年70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约80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基数不断増大的基点上，能以年均３％的速率向前运行，已算得上是过得去的几年。用“黄金时期”的増长标准衡量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表现，其要求显得过高，所谓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低速甚至是恶化之说”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所说世界需要停止向后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浪费了太多能量用予试图回到经济快速扩展的昨天。“后危机时代”已经结朿，“后后危机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在这个新时代中，经济増长将比危机前更加缓慢，但有望更加可持续，其中科学技术变化将成为这－转变的驱动力量。

人们所说的发达国家“高赤字、高债务和高失业”的现象，确实存在，且相当严重，但如果以动态视角观察，“三高现象”正在发生某些变化：2014财政年度，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已降至2.8%，2015新财年预算案，预计财政赤字为4740亿美元，占GDP的2.5%，低于2009财年的9.8%的水平。新预算案预计今后10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基本稳定在2.5%的水平上；2014年未美国的失业率已降至5.6%，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2015年1月美国失业率从5.6%升至5.7%，反映人们对就业市场的信心回升。2月失业率又降至5.5%，接近美国政府认可的5.2%的水平，平均时薪为24.78美元。但油价暴跌导致美国石油部门裁员，美国HIS全球远见公司的预测，为石油和页岩气公司提供支持服务的企业到2015年底可能丧失40000个就业岗位。然而，伴隨美国经济总体趋好，失业率继续小幅下降或许是大概率的亊件。

欧元区为摆脱债务危机，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遵守已达成的“趋同标准”，其中包括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规模不得超过GDP的60%。客观地看，在过去几年里，欧元区－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失业率也在逐步微幅收缩，但其降幅均远小于美国。沒有改变的现象是由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和企业都在大规模发行债券，使全球债务规模从2007年约70万亿美元增至2013年年中的10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由于通胀持续走低，通货紧缩压力上升，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继续扩大流动性，瑞典、韩国及中国、印度等越来越多的央行通过降息等措施加入了再宽松的行列，导致全球债务仍在上升。拉加德强调全球经济仍需“宽松政策护航”，多家机构预计全球流动性盛宴将持续。但巴西和乌克兰等少数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抑制高通胀多次上调利率。通胀抑或通缩均影响经济増长，通货紧缩风险上升是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

由于IMF连续几年下调对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预期，因而国际社会担心欧元区和日本将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并非意味着经济恶化，只是表明经济表现沒有预想中的那么好而已。预期不是“定格”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向上调，有时向下调。2015年2月13日，欧盟统计局将2014年欧盟GDP增长率调升为1.4%，欧元区GDP增长率从0.8%提高至0.9%，仍然低于预期增速的1%，但远好于2013年的负0.4%。然而，总体看，欧元区仍“增长太慢、通胀太低、失业太高”。为改变这种不尽人意的局面，欧洲央行于2015年3月实施“欧版的QE”，每月购买债券600亿欧元，直到2016年9月，累计购买债券达1.1万亿欧元，把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从2万亿欧元扩大到3万亿欧元。虽然现有的机制及存在的问题将制约“欧版QE”政策的实施及其效用的最大化，但此轮宽松计划会产生提振欧洲经济的预期，压低利率和贷款成本，推高通胀率、抑制通缩压力、通过欧元贬值扩大出口，刺激经济复苏。鉴于产生的正面影响，3月初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15—2017年GDP増长率上调为1.5%、1.9%和2.1%，均高于此前欧盟委员会发布的预测值。

欧元区是区域货币联盟，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一样，在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区域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因而政策协调费时费力。北欧成员国认为为摆脱主权债务危机，必须实施紧缩政策，而南欧成员国则认为紧缩政策导致经济下滑和社会秩序混乱，主张转向放松、刺激的货币政策。从在过去几年的实际状况看，以德国为首的“紧缩派”发挥了主导作用，其效果初步显现，许多国家已完成财政整顿，每个成员国的预算赤字有了适度的缩减；爱尓兰、葡萄牙等国业已先后退出救助计划，西班牙、意大利经济形势略有改善。然而，希腊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令人担心，经济已连续多年陷入衰退，主权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74%，总体失业率为25.7%，国内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因此，希腊左翼政党执政要求同国际债权人重新谈判甚至闹着要“退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欧盟不会让希腊退出欧元区，因而不会对希腊逼得太紧，同时欧盟的基本判断是希腊问题不可能对欧元区造成严重冲击：一是希腊80%的债务由IMF、欧洲央行和欧元区持有，私人持有的债权甚少，因而减缓了市场抛售压力；二是欧元区稳定基金(ESM)的5000亿欧元为其市场提供了強大的防火墙；三是欧洲央行通过TLTRO提供了低价、稳定流动性，缓冲了欧元区银行业压力。为此，可以预期欧洲一体化仍将在曲折中继续向前推进，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将逐渐走出困境，向着复兴。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经济变化。日本政府于2014年4月将消费稅率从5%提高到8%，导致“消费冲动消失”，折算成年率，二季度GDP増长率为负7.3%，三季度为负1.9%，陷入经济学定义上的技术性衰退，但四季度GDP环比増长0.6%，年化增长率为2.2%，已由前两季度连续收缩转为正増长。但剔除物价变动因素，2014财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为零偏负增长，远差于增长1.2%的计划指标。安倍宣称2015年将继续优先发展经济，摆脱通缩，以此巩固长期执政基础。然而，日本政府所能釆取的政策措施，无非是日本央行加大实施“大胆的金融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将企业稅率从当前的34.62%降至2017年的32.11%；加速推进2014年3月出台的六个国家战略特区建设，试图打破所谓“岩磐限制”，在医疗、就业、农业等领域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和扩大开放度，通过上述举措推动经济“爬坡过坎”。由于油价下跌减轻了企业和家庭的支出负担等因素，日本政府把2015财年实际经济增长率预设为1.5%左右，而IMF则预测今明两年日本经济只能分别增长0.6%和0.8%。尽管两者预测值差距较大，但均表明日本经济尚未脱离缓慢复苏的轨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