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之年。”中国外长王毅上月底在一场研讨会上，如此总结2014年的外交工作。

在他看来，中国外交在2013年新领导层上台后“成功开局”，并在2014年“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进展”。

首先，是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实践创新。继前年提出中国梦、坚持贯彻正确义利观、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之后，中国去年又相继推出新的理念，包括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亚太梦、亚洲安全观，进一步勾勒出中国对当今世界局势和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考轮廓。

其次，中国也深化全方位对外交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人自上任以来，先后出访17次，足迹遍及五大洲50多国，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近500人次。

这些往来为中国对外关系带来重要成果。以周边的东北亚为例，中国与日本去年11月就如何处理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为改善近年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至于同属周边的东南亚，中国与亚细安（中国称东盟）启动了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并商谈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

在大国方向，中美元首继庄园会晤之后，又续瀛台夜话，并在应对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安排、建立两军互信机制等多个领域取得实质进展。

中俄关系也获得加深。习近平连续第二年首访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一年两次来华，两国元首在不同场合五次会晤，并在僵持了十多年的天然气供应问题上取得突破。

除了上述国家，中国在中亚、欧洲、非洲、拉美、中东、南太等其他对外方向均取得进展。王毅形容，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已全面展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型。

王毅并指出，中国同时承诺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履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责任。这包括组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倡导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通过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来推进“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王湘穗教授：“习式外交”已然成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受访时说，过去两年的连串外交动作显示，“习式外交”已然成型。

王湘穗向本报分析，“习式外交”的最大特点是主动性，相较于过去被动地按照国际和区域问题或议题开展外交工作，习近平如今拥有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口号，并且主动地提出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些构想，促使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王湘穗又指出，习近平也对外展现了大局观，表达了与其他国家共同设计规则的意愿。“中国已经开始从一个不太发声、对世界或国际义务比较犹豫的国家，变得更加主动。”

陈志敏教授：中国外交有五大创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则认为，中国外交在过去两年有五大创新。

根据陈志敏的归纳，中国外交首先在定位上有所创新，特别强调了大国外交，中国有了大国的自觉、诉求、责任。

第二是制度创新。这包括重建国家海洋局，通过海警局整合所有海上执法力量，以及建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决了过往“外交分权”的统筹问题。

第三是战略创新，即通过中国梦凝聚民心；用大国外交和底线思维展示中国意志；以金砖国家为依托，通过亲诚惠容、重中之重的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构建中国的海陆伙伴体系；通过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周边与主要大国关系；通过新型义利观和命运共同体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第四是手段创新。简而言之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除了通过各种吸引力的手段来发展与各国关系，也注重使用一些强制力量，来推动外交目标的实现。

最后是方式创新。中国在双边关系层面开始强调所谓的“亲疏外交”——关系好的不断加深合作，关系有问题的晾在一边。至于多边外交，有别于过去主张在外部建立补充性的国际新制度，如今中国正在建立一些具有“替代性潜力”的新机制，比如亚投行和金砖银行。

中国为外交革命铺路？

中国近来在外交开展多项创新，给外界开启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有人认为中国打算结盟，也有人将“一带一路”联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所提供的资金输血视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由此联想“中国正为外交革命铺路”。不过，有学者认为，这些创新并未构成“革命”。

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的陈志敏教授上月底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论坛上指出，所谓外交革命，是指一个国家在结盟、主权、力量使用、政策目标等问题上的逆转，但中国外交并未在这些方面出现根本变化。

陈志敏进一步分析，对于大国外交这一定位创新，中国其实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因此还需将发展作为重要议程，并坚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秉持公正等原则。

至于外交制度创新，他指出，通过建立国安委的外交统筹，并非是要以“安全外交”取代“发展外交”。而战略创新同样不意味着，中国想将“经营海外”取代“经营国内”。

针对外交手段和方式创新，他认为，中国要强调更好运用综合实力，特别是巧实力，而不是要用“强制外交”取代“吸引外交”。在强调“亲疏外交”之际，中国并没有走向“敌友外交”的打算，也没必要树敌，而是要结伴不结盟。

陈志敏补充说，中国的目的不是颠覆现有制度，而是要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形成一个重大外部压力，以推动它们开展必要改革。

中国不需要外交革命

展望未来，中国是否需要外交革命？陈志敏的答案是不需要。

在他看来，虽然一些预测显示，中国综合实力极可能在2030年达到世界第一，但实力地位变化未必构成根本上改变外交原则和实践的动力。

此外，目前的外交问题仅是局部问题，未来局势预计不会急剧且全面恶化，因此不会迫使中国外交进行全面革命。陈志敏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在防止国际形势恶化方面发挥很大作用。

他也认为，中国内部外交共识发生全面变化，导致外交走向革命性道路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他举例，如果中国未来以天朝中心主义、激进民族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考虑因素，并随着国际体系内的权力提升而追求世界主导地位，那就有可能进行外交革命，但以目前的局势评估，这些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仍然较小。

解读“习式外交”中美专家学者看法不同

中国外交变得更主动积极，促使学界对于习近平有否放弃前领导人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韬光养晦”策略而争议不休。

有专家认为，中国已从韬光养晦转向更有作为甚至日益强硬，但也有学者觉得“习式外交”是“邓时代外交的升级版”。

美国专家：中国正快速摒弃“韬光养晦”

美国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兼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上月撰文分析，习近平去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清楚显示，中国正快速摒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

曾在中央情报局担任中国问题分析师的张克斯说：“习近平有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的讲话，是在对外表明中国已然成为大国，因此应该开始表现出大国的姿态。”

张克斯指出的另一例子，是习近平对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表述与前任领导人不同。中国在过去认为其主要机遇源于外部环境，而今，却将最大的机遇定义为“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

张克斯说：“这表述的言外之意，就是习近平对中国必然和可持续的崛起充满信心。”

美国智库兰德研究所（The RAND Corporation）国际问题资深分析师希斯（Timothy Heath）也持类似观点。

他上月底在英文时事杂志《外交学者》（The Diplomat）网站撰文分析，随着中国对周边外交的日益重视，它对西方国家插手其利益问题的容忍度将降低，对自己维护核心利益的掌控能力及改革国际秩序的自信则将提升。

出任美国政府中国问题分析师超过15年的希斯因此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巨大转变，将加剧它与发达世界陷入紧张关系的风险。

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不仅放弃“韬光养晦”向更有作为过渡，而且对外日益强硬，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处理东海和南中国海问题的策略上。

在东海，中国单方面设立了防空识别区，涵盖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及其附属海域，并在该区组织例行空中警巡。

至于南中国海，中国通过出动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派出大型海警船巡航、驱逐外国船只，部署钻井平台在西沙群岛附近探油等行动宣示主权。

中国学者：中国外交是“邓时代升级版”

外界还流行一种说法：中国外交可能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或倾向于普京式另起炉灶的对抗性外交。

受访的中国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指出，认为中国会采取革命外交或对抗外交，是外界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的外交是邓小平时代外交的升级版。

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的王逸舟分析，邓时代是中国发展非常罕见的一个繁荣时代，经济史无前例地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国际地位可谓处在历史上最佳时期，因此现在没有理由废除邓时代外交的基本精神，即和平与发展。

王逸舟认为，升级版的中国外交继承了邓时代“韬光养晦”的基本精神，强调守拙和不卑不亢。升级版的中国外交在这基础之上，出现了新取向。

他指出，随着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国更重视国内与国际规则、资源和市场的对接，“哪怕不能完全对接，起码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否则国内发展要受挫，或者国际上不理解中国”。

此外，中国正竭力开拓战略性新边疆，尤其是全球制高点，例如在极地、外空、大洋、互联网、网络金融等方面均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再者，中国也在探索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之道。王逸舟认为，中国外交目前最缺的就是在更大范围、可供多边共同使用的公共产品。例如灯塔，海盗可使用，任何国家经过这个水域的（船只）也能用。

“这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角色，也是（邓时代外交）升级版的一个积极进取方向。”

“邓时代升级版将带动全球格局发展”

王逸舟相信，中国外交升级版不仅将带动中国周边格局的发展让自己受益，在很多年以后也会带来全球格局和秩序的深刻变革。

他说：“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只要我们自己发展壮大，现在很多问题都属于成长中的烦恼，都属于目前磨合阶段出现的特殊状况。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问题将来可能会迎刃而解。”

但他也承认，中国对建构亚太新格局、周边新秩序，以及处理中日关系、南中国海争端等问题上，目前还是乏善可陈。

他引述古语“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虽大，好战必亡”提醒，大国比较容易使用武力，动武的顾忌也比小国小得多，因此他建议中国政府慎用武力。

他说：“武力不可或缺，但一定是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用完之后，才可以动用。”

（文章为新加坡联合早报整理，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