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钓鱼岛问题与中国的对日战略

但是，中国也不要夸大日本对外政策的战略性。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对外政策，其战略性将很有限，而中国的对日政策虽然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是战略性强。其次，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强于日本。再者，中国要应对的基本问题是国外多方面的，需要顾全大局、权衡利弊，因此受到外交决策的限制。日本则有所不同，日本现在就是与中国为敌。所以，虽然战后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战略性就思维、体制、政策贯彻水平而言是不高的，但因为它任务集中，对外主要就是对付中国，这加强了其推出战略政策的便利。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对日战略正确。从短期态势看，中日钓鱼岛争端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从长期态势看，中国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对日政策必须做战略性思考。

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决心很大。不重视周边，不把中国周边外交至少当作对美关系一样的重中之重是不行的。周边搞不好，中美关系永远搞不好。中美关系在2001年和2012年最僵，其中一半是因为周边问题，诸如东海、南海、朝鲜半岛问题等等。中国的领导人频繁出访周边国家和地区，就是要大力振兴周边，显著改善周边关系。中国重视周边外交，最终目的除了振兴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外，就是在战略上要形成一种逼使美国给我们应有的战略空间环境。当然搞好周边还有一个意图，即孤立日本、孤立菲律宾，但这只是战术问题，不是总目标。总目标当然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钓鱼岛问题用战争做比喻，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操作都有战役的阶段作用——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第三战役……钓鱼岛斗争超出了一般的战斗的层次，是战役。这个战役有它的必然性。但是，这个战役发动的时候，2012年9月10日，在我们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石原欺骗世人，野田突然“购岛”。这个战役不像淮海战役，它的开始有突然性、袭击性。对于这样的战役，尽管它包含的目的、斗争、进程很多都符合我们历史性的总方向，但毕竟有偶然因素，毕竟有不是完全出于我们主动积极战略规划的因素。日本“购岛”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了，现在始终有一个问题，这个战役同我们的周边战略也就是战争目的，有协调的方面，也有不协调的方面。如何对待这个不协调，也就是说，这个战役特别是考虑到它有突然性，到底利在哪里，以及到现在为止弊在哪里？

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要着眼大局、管控风险、推进周边。从邓小平时代到十六大以来的周边总战略还是比较顺的，内在统一。但我们现在的总战略内在有不统一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我们的钓鱼岛斗争取得很大成就，而且必须进行，但是一定程度上中国和日本都被“锁”住了。因此，我们要处理这个战役同我们的战争目的那些不协调的方面，制定中国周边的总战略，做到内在的统一性。

中国迟早要给日本乃至全世界一个根本态度的宣告，就是一个长远视域下关于日本可以是什么样的根本态度的宣告。这很重要，早了晚了都不行。外国说中国“不透明”，对中国不放心。那么，中国就是要明确让日本搞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成为一个中国能够接受的“正常国家”。反过来，我们也要想清楚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怎样的强大的中国。还要向日本讲日本要靠美国，但长期靠美国完全靠得住吗？

中国和日本交往悠久，尤其具有复杂性。过去中国做日本工作，有时候重大的成就是一分一分得来的。在当前中日对抗情况之下，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大体已经放弃与日本的交流活动。反观历史，毛泽东、周恩来跟日本打过很多年仗，但他们还是认真做日本的工作。如果说情况困难就基本停止做日本公众的工作，那中国永远干不了事。这不仅是针对日本，更代表一种作风，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如缅甸、蒙古(美国总统过去十年去过蒙古一次，副总理去过两次)。中国人做事情有时候干得成功，有时候干得不太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不是认真。中国13亿人口，不能光靠政府。

要继承毛泽东、周恩来那样伟大的国务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好作风。从古到今，好的战略家、好的国家，都很有计谋，有战略，能团结人。中国与日本加强领域对领域、地方对地方、企业对企业、人对人的这种交往，是有作用的，应持之以恒。中国20世纪80年代播的种子，有的长得好，有的长得不好，到了90年代有的就烂在地里了，到了日本右翼领导人，就基本没有效果了，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播种和培育工作还是要持之以恒、滴水穿石地去做。

三 中日对抗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策略问题

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中日之间的对抗，有两个背景：一是中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美国也这样看；二是日本战后走和平主义、自由国际主义，日本人长期在和平主义的思潮下，不会全然忘了和平主义。但是，日本人感到，战后的道路除了让日本把日子过好之外，没有让国民得到真正的放心和安全，没有使日本能够至少在经济和外交上继续在亚洲特别突出。实际上，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日本人很怀疑，在一些日本人眼里只有中国，觉得中国威胁日本的安全，这跟过去很不一样。

回顾钓鱼岛争端，在中日对抗形成后，中国对待钓鱼岛问题的战略虽然正确，但主流思维方式有一些值得反思。

首先，中国应注重外在根本环境的规定作用。规定作用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美国。但崛起的中国、巨型的中国怎么做、做什么，也对周边有极大的规定作用。第二，日本是效率低的国家，在日本国内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是难得的，而对此中国注意得还不太够。第三，战争是一个互动过程，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对它的行为方式，中日之间的互动值得注意。第四，提及国内政治的动力和制约，中国对相关各种情况讨论得很不够。中国国内的情况也很复杂，战略需求有国内制约，要在这种矛盾之下做好工作。第五，中国特别多地讲实力，尤其是硬实力，软实力则讲得比较少，特别是外交上，虽然中国GDP超过了日本，但中国在外交上对日本的软实力得分不多。另外，中国地缘优势不够，虽然中国比日本发展势头好，但体量大，使中国战略发展容易分散，中国进行战略安排的客观困难比日本要大。

在日本问题上，许多人惯常地缺乏必要的“文学透视”，特别是对当前日本民族心理的透视，这尤其依赖置身其中式的观察、调研、理解和适当的想象。这种缺乏广义的“文学透视”的思维方式不会注意到一点，即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根本环境对民族心理的规定作用。笼统地说，这种根本环境大略是：(1)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近些年，日本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局中的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2)世界政治经济大局的急剧变化，还有日本在其中甚为窘困的处境和地位。至于这些根本环境与其变化规定的日本民族心理，则可以归结为日本民众几乎人人都会自问的两个问题：上述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带给了他们什么？他们能否继续适应自己设想的民族所需状态？

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角度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余年，即在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经济体系和美国优势显赫的时代，日本奉行“贸易立国”式的商业福利与和平主义国家方向，对外注重倡导生态保护，施行发展援助，传播日本文化，追求国际性软实力，但这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他们现在亲历亲见的最基本状况和趋势如下所述或至少包括下列事态：20余年超长久经济衰退，世界商业市场大为紧缩，巨型中国的经济力、军事力和国际影响急剧持续上升，美国优势显著相对缩减，美国对日保护义务的可信性潜在动摇，日本军事安全环境在日本人看来甚为严酷和恶化(更何况他们的战后附庸地位导致或加剧了他们的偏执多疑)，日本国际地位、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显著急速下落。不仅如此，他们所见的这些基本状况和趋势，全都可以是经久结构性而非短暂情势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当然易于倾听和接受右翼的多方劝说和鼓动，易于按照右翼的意愿去考虑接受日本的国家方向变迁。

与此相关，在中国值得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两点：第一是日本国内日益趋于形成右倾化、民族主义化和“正常国家”(实为大国权利)军事化这一危险的共识实属难得。这里的“难得”是指，在享有大致以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历经60余年之后，日本大多数公众要改而接受右翼鼓动的新国家方向，特别是在中国强劲崛起、美国优势缩减和美国军事保护的可信性逐渐趋于动摇的时代，就需要有安全领域的严重刺激，首先是来自海空军事和所谓“海洋领土”方面的。

第二点甚至更有悖经验性常识(commonsense)，即在当前时期的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上，许多人似乎忘了国际政治一般固有的互动性质和互动机理，那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探究中就战争的本性反复强调的。就此需要指出，中日两国以外的绝大部分国家大致都认为，已历经数年的中日对抗，特别是2012年9月以来的中日对抗，起初是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势力挑起的，或者说出自日本改变现状的挑衅性行为，然而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源自中日互动。我们需要在思维、判断和战略政策拟定中记住这一点，按照我们的大义和正当利益，真正地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说服或影响绝大部分世界其他国家。

不仅如此，还有两项也应该纳入需要调整的思维方式之列。首先，许多人只单方面地看待或谈论中日对抗的国内政治动能，亦即就此只看或只谈论日本方面，却忽视或不谈论中国国内的情况。当前，中国的特征之一在于大众民族主义持久勃然上扬，给当今和未来的中国既赋予一大力量，也增添一些麻烦。与此密切相关，并且大增其动能的是，中国大众传媒迅捷发展且日益多样化。还有，尽管与此大致无关，政府部门和政府机构日益多样化，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较之先前遇到更多的困难。在中国对外政策的日本问题上，这些情况可谓尤甚。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和估量这一点，否则至少难以充分认识中日对抗有多么强有力的动能，难以充分预估要处理中日关系难题需要在国内做何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