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是在美国、中国等主要大国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以及在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及其社会意识的影响下，共同作用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对日本而言，选择这种政治是顺应形势变化的自然反应，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或不可接受，但对其他国家而言则不同。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或者说这种政治倾向是否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呢？

尤其对中日关系而言，这一政治倾向意味着什么？

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显然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例如，如果修改和平宪法及取消其中第九条即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和不拥有军队的条款，会使很多中国人想起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而感到威胁，并因此会认为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或要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更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严重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同样会使中国人认为日本这样做是为了掩饰自己罪恶的历史，因此就有可能会使历史重演；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对中国并不友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的，因此也成为恶化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与下滑，与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和发展直接相关。日本政治右倾化堪称是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根源。”

不过，这样的分析和认识似乎仍然显得有些过于宏观和简单。一般而言，在中日关系中只要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很多人都一概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国内的某些舆论常常将钓鱼岛争端归咎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之一，可实际上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在内的政治势力在此问题上基本都站在同中国对立的立场上，竭力主张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即使是真正属于政治右倾化的一些内容，例如，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就出现过多次，当时尽管也引起了中日关系的一些摩擦，但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造成中日关系的根本对立。

也就是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现象，其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逻辑，很难简单地用好与坏来判定或者只是简单地加以反对。对中日关系而言，伴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中国的政治和对日外交也在发生变化。正是因为双方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外交战略渐行渐远，相互影响，相互感到威胁，因此才出现了目前的恶化状态。

日本政府想要修改宪法和成为正常国家，不应过度解读为就是要恢复军国主义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且不说目前的国际环境和日本的国内政治对其要想恢复军国主义存在众多限制，而且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其实对日本是有利而无害的。此外，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因为日本军国主义也曾使美国深受其害。那种认为美国也愿意看到日本恢复军国主义并挑战和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的观点，至少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日本的修宪虽然还需要跨越一些法律门槛，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对日本的这一政治进程只可能关注而很难阻止，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修宪后的日本的国际作用是否会增大，而是修改后的新宪法是否仍然能够保证日本做一个和平的国家，其发挥的国际作用是否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社会大部分国家的利益。今天，日本想要追求成为正常国家本身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关键问题不是日本应否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而是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后会对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如果并非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尤其是在联合国范围内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这样的正常国家就应该视为可接受的。

对于日本社会某些政治家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论和行为，当然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因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感情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正义所在，而且包括日本盟国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和国际舆论，也不可能在此问题上站在拥有错误历史观的那些日本政治家一边。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不应该简单地解读为日本要恢复军国主义，虽然在这些错误言论和行为中有对过去军国主义的怀旧情结，但这并不会必然使整个国家的政策导向军国主义。否则，简单化处理效果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日本普通民众的反感，反而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就是说，真正的批判并非简单地宏观过度定性，而是对历史真相进行调查了解和研究后对错误历史的揭露和修正。

对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也需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因为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会有其两面性，即一方面都会有赞赏本民族文化传统和颂扬本民族优越性的内容，同时也会有一些排外或蔑视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极端思想和内容。如前所述，日本新民族主义的主要部分是消极的，尤其在针对中国方面，基本上是采取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不过同样属于新民族主义的有些内容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至少应该能够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相容。例如，2005年11月，日本出版过一本深受日本国民喜爱的畅销书《国家的品格》，该书的主要内容就在于批判近代以来以西方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文明社会的疾病，认为21

世纪应该是各民族发挥各自传统文化的时代，应该发扬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良品格，比如诚实、勇敢、忍让、知耻，以及爱家族、爱乡土、爱国家、爱人类的爱心等，同时也明确反对战争和排斥其他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该书虽然过度颂扬日本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甚至认为日本文化具有拯救西方文明危机的作用，而且其中还用到了一些我们已经很难接受的概念，如“武士道”等，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反省现代文明，提倡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并没有否认或美化日本过去进行侵略战争的历史，也没有鼓吹对外扩张和蔑视其他民族的内容。

正是因为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并不是简单地可以只凭好与坏或黑与白来加以判断，其中有些内容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大部分人的共识，所以这一政治倾向并非仅仅是一部分右翼或右倾化政治家的一时行为，而是日本社会比较普遍的政治选择，因此，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将是一种长期的政治现象。对此，中国不能将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景完全寄希望于日本政治不再右倾化上，而只能在承认日本政治现实和适度影响日本政治的同时，寻找从宏观上缓解中日关系困境的途径和方法。

也就是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确实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993年，日本政局变化导致日本国内左翼政党力量严重削弱后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化的同时，也恰恰是中日关系开始摩擦不断的时期，因此容易使人们感觉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恶化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不过，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似乎并非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否则就很难理解1998年中日两国曾经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两国又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并且在此后直至2010年“撞船事件”发生之前两国一直保持了比较融洽的关系。

目前，国家关系已非冷战时期那样简单地区分为友好或者对抗关系，中日关系也已经不是简单地可以用“左”倾或者右倾来决定。不管日本政治是“左”倾还是右倾，为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双方主观上应该都愿意保持一种和平与非对抗的正常关系。然而，为什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断断续续时好时坏，且基本上向着恶化的趋势发展呢？具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有中国进行核试验、台海危机、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确认、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东海油气田摩擦，直至目前的钓鱼岛争端，这些事件都程度不同地激化了中日矛盾。为什么这些事件中的大部分问题在过去就一直存在但却并没有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呢？

其实，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正在逐步相对固化的结构性矛盾，即中日关系已经被一系列因素所左右：在安全上相互不信任的“安全困境”，两国实力对比相对平衡引发的相互威胁感和激烈竞争，双方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冲突及双方国民感情严重恶化等。在这些结构性矛盾面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放大为彼此难以妥协和让步的重大问题，甚至彼此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解读为是针对对方。因此，只有缓解乃至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矛盾，中日关系才能改善并走向真正的正常化。为此，中日两国彼此都必须逐渐适应对方的变化，例如，日本要能够逐渐适应中国崛起乃至超越日本的现实，中国也要能够逐渐适应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唯有此，才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赢之路，否则，中日关系可能永远走不出目前的困境。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国际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