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产生的历史太多，我们消费历史的能力太小，因此，我们很容易忽视一些近期局势发展，它们给长期和平与稳定带来的后果可能比最近在东乌克兰、加沙和叙利亚-伊拉克所发生的紧急事件更加严重。与伊朗的核谈判的结果、三大民主国家之二——印度和印尼领导人交接，以及由主要非西方国家组成金砖国家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重装上阵都有可能成为这类局面改变事件。

但首相安倍晋三领导日本在国际舞台上耀武扬威可能会带来更加重大的后果。除非各方（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其他亚太地区紧密盟友）小心处置，否则安倍的日本外交政策大变脸可能破坏到目前为止控制着中美对抗的脆弱实力平衡。

日本对中国新出现的地区强势表示担忧是正确的，而安倍最近的外交举动——强化日本与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也不难理解。也不能说安倍政府重新解释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允许日本参与集体自卫行动并与盟友和伙伴开战军事合作的举动是毫无道理的——尽管国内外反对声音很大。

但所有这些举动的风险应该被公开承认。在东北亚，因为感到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发起的反对坚定而强烈。安倍是一个极度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至今仍坚决不接受日本的二战罪行（尽管在最近的澳大利亚之行中他承认了“过去一个世纪的恐怖”，并向“许多失去了生命的灵魂”表示诚挚慰问）。

他拒绝承诺未来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及其美化战争的游就馆，这助长了中国的强硬怀疑派。这也让日本更难与韩国寻找共同点，大大增加了海洋领土争端可能激化的可能。

较少被人关注到但也许长期重要性更大的是日本试图重新安排地区安全构架。多年来，这一构架有三大关键因素。第一，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构成中心辐射型联盟（外围还有关系松散一些的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中国已经接受并能够很好地理解这类联盟（尽管并不情愿）。

第二，在美国的鼓励下，国家防御政策日益将目标放在自力更生应对成为军事威胁的崛起的中国。这也被中国相当冷静（尽管未必平静）地接受了，并且没有破坏地区内任何国家与中国日益发展双边经济关系。

最后是多边安全对话——以东盟安全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和最近的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最为重要。这些多边完全对话的目的是建立信心、预防和管理冲突。目前这些机制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并不缺乏让它们日后变得更加有力的努力。

美国在大肆宣传其“转向”亚洲的决定——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宣布了这一政策——但这一基本构架对应的精巧平衡已经几十年没有改变。但如今，日本在（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公开支持下决定改变这一平衡，与精心选择的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以制衡中国。

本月早些时候，安倍在澳大利亚议会重申，日本将与澳大利亚建立新的“特殊关系”——这样说的意思通常是建立最紧密的盟友关系——并在演讲后签署了一项国防设备和技术的转让协议。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今年早些时候称日本为我们“在亚洲的好朋友”和“强大盟友”，他热烈欢迎“特殊关系”这一说法。在安倍演讲后，他总结陈词，表示很敬仰死于1942年袭击悉尼港战斗的日本潜水艇指战员，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及战时暴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尚未看到任何试图重新建立由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印度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2007年，四国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并把中国作为假象敌对遏制对象。但不难想象，安倍的如意算盘里肯定包括了这一项。

我们不应该夸大危险。但是，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十分微妙，而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许多地区国家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利益联系，正如它们与美国的安全利益联系，因此凿船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当中国向外延伸过度时（如在南海以“九段线”主张没有已知国际法依据的历史权利），我们应该拿出鲜明的立场。当中国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起到国际好公民的作用，或当中国国内出现骇人听闻的违反人权行为时，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挑明立场演变为站队，超出几十年的范式之外。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最近指出，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国内也有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冲突。考虑到这一点，对地区内各国来说，明智的政策是以有助于鸽派的方式说话和行动，而不要煽动鹰派。

（加雷斯˙埃文斯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曾任澳大利亚资源能源部长、交通通信部长、检察厅总长和外交部部长、曾担任过国际危机集团会长和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国际委员会联合主席的核安全专家，文章转自第一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