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民族主义的兴起

日本的民族主义曾在19世纪明治维新后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社会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极大限制而逐渐衰落。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且与作为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急剧缩小，甚至在众多经济和社会指标都超越美国的情况下，日本的民族自信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民族主义思潮重新抬头，于是新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其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89年由石原慎太郎等人所著《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之后又连续出版《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通过这些极端强硬的主张或诉求，可以看出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同当时日本泡沫经济处于顶峰时期的社会心态有关，即日本人大肆对外投资，出现了一种所谓“购买美国”的风潮，整个社会出现一种狂妄的大国情结，甚至开始蔑视过去崇拜的对象美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主导世界的国家。

但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其经济再度与美国拉大距离，紧接着日本政坛又进入一个全面动荡的时期。面对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和经济相对停滞缓慢的状况，以及其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其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不但没有停止脚步，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当然，这一时期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建立在自信心的基础之上，而是由于再次被美国抛在后面尤其是中国崛起甚至被超越，其心理遭受冲击和挫折后所产生了强烈反弹，在面临危机之下试图重拾民族自信，强调日本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然而，不论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自信满满，还是之后的具有危机意识的日本新民族主义，其主要政治诉求都在于通过颂扬日本民族及其文化的优越性，或渲染日本民族面临的危机和威胁，重塑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日本民族的集体意识。而且，这一股政治思潮往往同极端右翼思潮联系在一起，不但同样也否认或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和反对战争道歉，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甚至还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大肆鼓吹所谓皇国史观，试图重新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此外，新民族主义者还具有排外意识，将目前日本经济衰落和社会治安恶化归咎于外国人，并且拒绝外国对日本的一些批评，例如，将国外对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指责视为干涉内政等。当然，一部分新民族主义者并非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强调自我优越的同时也强调与其他民族的和谐共存。

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虽然还没有成为日本政治中的主流政治势力，仅是一股社会思潮，但是它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日本政府也越来越纵容这一政治势力，甚至在某些政策选择方面还要依靠其支持。目前，日本新民族主义的政治势力正在逐渐进入日本政治的决策过程中，例如，在2012年1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成立不久的具有强烈新民族主义色彩的“日本维新会”一举夺得480个议席中的54个议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日本第三大党。

三、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追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根源，或者说广泛意义上的日本政治右倾化，其实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有关。从中国立场来看，美国主流政治基本上属于右倾，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当然首先要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经过其改造的日本，其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右倾的政治。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间接统治，保证了按照美国的意愿重塑日本，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能力遭到了比较彻底的整肃，但是政治上的右倾化却基本上被延续了下来。冷战开始后不久，美国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国家而改变了对日政策，变改造日本为扶持日本，允许一大批与战争有关的日本保守右倾政治家重新进入政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促使日本独立并开始援助日本甚至同其结成军事同盟。也就是说，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对日本国内保守右倾政治势力的容忍或支持奠定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基础。

即使在今天，美国也并不完全反对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对美国来说，在很大程度或者在很多问题上是乐于见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比如，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增加其防卫能力，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协助美国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冷战结束前后日本政治的进一步右倾化，还有其他更直接的原因。首先，战后日本长期的经济增长及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巨大成就不但部分恢复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且长期的经济成就带来的社会稳定也造成了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右倾化及其对保守右倾政党的惯性依赖，这也使得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次，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开始重组，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出现政治变革，历来被视为国际格局在日本国内反映的所谓“55年体制”解体，其中作为左翼势力的社会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甚至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后起起伏伏不断重组或新出现的政党几乎都属于保守政党，这一变化自然也加剧了日本政治更加右倾化。

最后，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关系中的最大变量之一，这一现象正在对东亚乃至世界造成巨大冲击，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更是感受深刻。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给日本社会带来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中国军费的大幅增长和军事能力的大幅提高及其对周边安全和历史遗留领土问题的更多参与和关注，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一种强烈的威胁感，再加之在日华人犯罪和食品安全等一些问题的出现，使日本社会普遍产生一种对中国的厌恶感。这几种感觉纠结在一起，就使得日本的政治生态更加右倾化，在对华政策上更多地显示和采取了竞争、防范与对抗的一面。尤其在面对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越来越强大及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也相应得到强化，因为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就常常互为“他者”，即互相作为参照物而刺激对方成长或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