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很多问题，一些人担心中国是否意在夺取举步艰难的欧洲的全球领导角色。某专栏作家指出，“欧洲政府在东亚没什么事可干，无非是为本国企业当好营销经理。”欧洲既没有外交分量，也没有军事实力可以在东亚留下痕迹，最好还是把重点放在美国身上。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欧洲来说，中国崛起的影响是深远的，其起始点是美国战略性“转向”亚洲。欧洲身为美国最重要着眼点已有70多年，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它正在失去这一超然地位。此外，欧洲销售与美国在亚洲的安全角色相冲突的高科技军民两用产品也必然会造成摩擦。

尽管如此，关于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正在销蚀毫无疑问是言过其实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已经将隐含离开含义的“转向”一词替换为“再平衡”。这一变化反映出美国认为中国经济主宰力的增加并非欧盟重要性的对立面，欧盟仍是世界最大经济实体，也是经济创新的主要源泉，更不用说人权保护方面的价值了。

这并不是说亚洲的崛起不需要调整。当工业革命开始时，亚洲占全球经济比重也开始从50%以上下降至1900年的只占20%。到本世纪下半叶，预计亚洲将恢复此前的经济主导地位，即占全球产出的50%，同时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这一实力变迁——也许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件——隐含着严重的风险。历史学家经常警告，中国等新强国的出现所造成的恐慌和不确定性可能引发严重冲突，就像一个世纪前德国在工业生产上赶超英国时欧洲所经历的那样。

面对饱受领土争端和历史恩怨纠缠的亚洲，保持稳定的安全平衡并非易事。但我们也可以找到支点以供利用。

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考虑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实力，有人敦促采取遏制政策。克林顿拒绝了这一建议：建立反中同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邻国向来有与中国搞好关系的强烈愿望；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不啻于让中国彻底成为未来敌人。

相反，克林顿选择了可以称之为“融合与确保”（integrate and insure）的政策。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成员国，而美国则修订了与日本的安保条约。

如果中国追求“和平崛起”，其邻国将专注于建立与中国的密切经济联系。如果它向周边耀武扬威——有人认为其最近在中印边界和东海和南海的动作便属此类——其邻国就会追求实力平衡，而美国海军的身影将为它们提供底气。

欧洲在这一局势中处于什么地位？首先，它应该监控和克制敏感出口，以避免让安全局势变得对美国更加危险。即使在贸易条件方面，地区稳定和安全的海路也有利于欧洲的利益。

此外，欧洲能够帮助发展决定安全环境的范式。比如，欧洲可以在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普通解释而非中国提出的特殊解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尚未签署该条约的情况下。

与一些分析家的观点相反，中国并非类似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它并不急于推翻现有国际秩序。事实上，破坏在其崛起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符合中国利益。由于欧洲在这些机构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因此它可以帮助中国获得其所追求的多边合法性，以换取中国的负责任的行为。

尽管中国并不试图颠覆全球秩序，但眼下它正在经历一场深远的——也是破坏性的——转型。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病和网络犯罪等跨国问题上——快速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实力并不是在国家间分布的，而是在非政府实体间分布的。解决这些挑战要求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美国和欧洲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还有价值问题。欧洲，以及美国，拒绝了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互联网审查的要求。挪威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愿意以人权为名采取经济打击。

预测中国政治会如何演进是不可能的，但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政治变革通常发生在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左右水平的时候。如果这一变革真的发生，欧洲将有机会更有效地推广其核心价值。

中国在基于法治精神的公平世界秩序中的经济利益能否带来个人权利的更大保护还有待观察。只有中国能够决定着一点。但欧洲可以起重要作用。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文章转自第一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