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朴槿惠总统就统一问题发表谈话，紧接着公布了建立由总统牵头的“统一准备委员会”的决定；3月，朴槿惠总统提出“统一大发”（注：也有译成“统一大事”、“统一巨给力”等）论，这一连串举动在韩国掀起了一股“统一热”，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由于周边国家支持是实现统一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中国对半岛统一的立场、态度也连带成为关注焦点。

长期以来，在半岛统一问题上，所谓中国“消极论”、“排斥论”、“维持现状论”等看法一直存在，此次随着韩国新的“统一热”的升温，揣测、质疑以至曲解、指责中国半岛统一政策的声音也水涨船高。

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中国的半岛统一政策缺乏了解和理解，主要责任不在韩国国民，而在中国自身，因为有针对性的宣传、解释工作未被重视也没有做好，而这恰恰是“公共外交”、“预防外交”的分内之事。

客观、公正地说，中国其实是半岛周边国家中最能正面看待和最真诚支持南北统一的国家。半岛统一后，美国在半岛继续驻军及韩美同盟的前途成为疑问，这是美的一块“心病”，是它不可能真心支持南北统一的根本原因。半岛出现一个人口超过七千万的统一、强盛的国家，对日本意味着压力和威胁增大，这决定了日不可能成为半岛统一的正能量。俄罗斯不会排斥半岛统一，但它也不在发挥主要作用的位置。唯有中国才是真正支持半岛统一的关键力量。

中国对半岛统一的立场和态度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1992年8月的中韩建交联合公报载明：中国政府“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并支持由朝鲜民族自己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此后，从卢泰愚到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历届总统，在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时，中方都毫无例外地一再重申“支持朝鲜南北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最终实现和平统一”。2013年5月朴槿惠总统访华，习近平主席在首脑会谈时再次强调，中国“支持南北方改善关系，实现和解合作，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国家领导人这些庄严承诺，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半岛统一的最有力、最可靠的证明。

中国支持半岛统一既是出于道义和原则的坚守，也是出自国家和地区利益的考虑，是“义”和“利”的统一。如果说半岛统一对南北方是“大发”的机遇，对中国则可以说是“大利”的机会。中国支持半岛统一的理由可以做如下的归纳概括。

第一、支持半岛统一是道义的要求。中国外交强调正确的“义利观”，重视道义，主持正义，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国之间的势力争夺和冷战造成并加深了半岛分裂，给朝鲜民族带来长期的巨大牺牲、灾难和痛苦；中国与半岛南北方同属分裂国家，对此感同身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别国的民族统一是起码的道义要求；同时，中国自己不愿意分裂，也不能希望别国保持分裂，这也是起码的道理。如果中国排斥、阻挠别国统一，那就是在道义和政治上输了理，不但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同时也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第二、半岛统一最符合中国的外交、安全利益。在南北分裂、对立状态下，中国需要同时处理好同朝韩两个双边关系，为维持势力均衡，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更需两面斡旋、劝和促谈，耗费巨大精力和外交资源；如果只面对一个统一的半岛国家，“双面外交”局面即可结束。统一后的半岛国家面临稳定、发展的主要课题，有可能对中国采取更加友好的政策，这对中国外交也是利好。特别是在分裂状态下，南北体制竞争和统一主导权争夺你死我活，具有“零和”性质，加上复杂大国因素，把半岛变成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给中国周边安全造成长期的严重威胁和沉重压力。半岛实现统一将把中国从这种不利状态中一劳永逸地解脱出来，这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收获。

第三、半岛统一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统一后，北方经济重建和国家均衡发展提上日程，这将会给中国推进对半岛的经济交流合作提供新的机会。从长远看，统一后的半岛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开放的经济体制，南方的技术、资金等综合优势同北方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将会大大促进半岛经济开发进程，形成强盛的半岛新经济体，中国凭借紧邻半岛的地理优势，有可能优先享受其溢出效应，有利于带动东北三省的经济加快攀登新的台阶。同时，半岛统一还有助于消除区域经济合作的梗阻，有利于加速构建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条件走向成熟，这显然符合中国东亚经济合作的总体战略。

中国支持半岛统一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但同时它也不是盲目和无原则的，并非无论什么样的统一都照单接受，因为统一事业的艰巨性、统一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统一之后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不是任何统一都符合有利于本地区和区内各国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的根本宗旨。笔者认为，中国半岛统一政策的原则性主要体现在：支持“好统一”，反对“坏统一”。“好统一”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确保统一的自主性。半岛分裂局面是在有关大国追求自身私利、违背半岛人民的意愿的情况下造成的，历史证明，外部势力主宰和干涉，只能给半岛带来牺牲、痛苦和灾难，这一惨痛教训在半岛统一过程中应当牢牢汲取，绝不能任其重演。南北双方是朝鲜半岛的主人和统一的主体，半岛统一必须在排除外来干涉的条件下，按照南北双方人民的意愿自主地实现，这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尽管必须承认，半岛统一事关有关国家切身利益，实现统一理应考虑这些国家的合理意见，但这绝不意味着容许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支配，有关国家必须切实尊重半岛人民的选择，真心为半岛统一创造外部条件。在统一问题上，应当坚定地实行半岛问题“半岛化”，排除半岛问题“国际化”。

二是坚持和平统一方式。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战争，只能把半岛推进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让朝鲜民族永久失去重生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因此，实现和平统一是至高无上的要求，不能有丝毫动摇。“统一至上主义”，为了统一可以不择手段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南北方和平统一的基本内涵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并且保持统一进程的和平。为做到这一点，必须彻底排除武力方式，其中也包括使用武力胁迫手段。同时，由于“吸收统一”立足于对方政权、体制崩溃，实质是实行单方面吞并，必然引起强烈反对和拼死抵抗，很可能导致武力冲突和战争，因而也在坚决反对和排斥之列。

三是采取稳步渐进做法。尽快结束分裂、实现统一是南北双方人民的共同意愿，因此，树立“不能久拖”的紧迫意识和“只争朝夕”的积极精神完全必要，中国多次表示过支持半岛“早日实现统一”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欲速则不达”。分裂的形成和持续历时漫长，积累的难题堆积如山，不可能朝夕之间一蹴而就。脱离客观实际的躁进情绪，可能导致形势误判和决策错误，不但于事无补，反倒会贻误大局，使统一目标更加遥远。因此，宁可慢些也不躁进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中国主张南北方要缓和和解，积累信任，在此基础上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其实质就是在统一问题上提倡尊重规律，立足现实，稳步渐进，从扎扎实实打基础做起，最终条件成熟时水到渠成地实现统一。中国反对武力统一和“吸收统一”，反对必然导致动乱、战乱的激进改变现状的做法，其出发点也正在这里。表面上看，中国的主张似乎“消极”，毫无大刀阔斧的快感，但从历史角度客观地看，中国的主张可以避免走“邪路”和“弯路”，实际上到达统一的路程是最短的，时间也是最快的。

衡量统一条件是否成熟的标准是南北人民是否形成共同的意愿。如果南北人民就统一的形式、方法和时间形成共同意愿，那就表明实现统一的时机来临。当统一时机来临时，中国会毫不迟疑地给以支持和协助，而不管统一是采取联邦制、邦联制还是其它什么形式；在统一条件尚不具备时，中国则坚决反对急进冒险。“维持现状”、“固定现状”的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

四是统一有利区内各国。半岛统一应当有利于半岛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惠及区内各国，而不是相反。这就要求统一的半岛国家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处理好历史延续同与时俱进的关系，制定和实行正确的内外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追求成为“有核国家”，不与特定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友好的外交方针。对中国而言，从维护国家安全领土、主权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要求统一的半岛国家适应半岛形势根本变化，恰当处理和解决驻韩美军问题；尊重中朝领土划分的历史和现实，不提出不正当领土要求，不在朝鲜族集居地区制造民族分裂麻烦。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一点都不过分。

无可否认，在社会和舆论日趋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内部确实存在着半岛统一“有害论”和“固定现状论”等消极、反对声音。这些反对舆论主要源自对统一半岛国家的政策取向不确定性和可能损害中国利益的担心，不是毫无根由地凭空产生的；反对舆论虽不可能改变国家半岛统一问题的决策，但毕竟会产生某种影响。消除中国国民对半岛统一的担心，是半岛南北方在构建统一外部环境时都必须侧重解决的重要课题。

韩国当前的“统一热”表露某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似乎统一哪一天会突然降临。韩国一些头脑冷静的有识之士指出，目前的“统一热”是建立在朝鲜“剧变论”和“崩溃论”之上的，它带来的不会是“大发”，而是“大灾”。笔者认为，以朝鲜“剧变论”和“崩溃论”作为统一政策的根据是完全错误也是十分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量事实表明，朝鲜虽然国际上极为孤立，经济民生仍未脱困，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从总体上观察，朝政局稳定，民心求稳，不存在突发“剧变”和“崩溃”的可能性，期望统一突然从天而降，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统一构想无异于沙上之塔。其次，“剧变论”和“崩溃论”必然引起朝鲜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对，加剧南北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对抗，严重阻碍双方缓和、和解与交流合作，如果强行推进，不但半岛统一前景更加遥远，甚至可能导致冲突以至战争。这同韩国政府“半岛信任进程”的构想是背道而驰的。

当前朝鲜半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冷战时代的遗产继续发酵，无核化前途面临严重挑战，南北对立紧张局面时而升温，促进半岛无核化，防止生战、生乱，维护和平稳定仍是主要矛盾和中心课题，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关各国要冷静判断形势，紧紧抓住这一中心，努力形成合力，坚持和探索正确的解决之道，不能心存旁骛、偏离中心，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亚太学会朝鲜半岛研究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