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来，国内外批评、指责中国朝鲜半岛政策“僵化”和判断其已发生“根本改变”的声音同时存在，反映了对中国半岛政策认识的矛盾、混乱状态。

历经冷战到后冷战的长期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已经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对朝鲜半岛政策。笔者将其内涵概括为：1、紧紧抓住一个“纲”：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基本准则；2、处理好两大关系：努力发展中朝睦邻友好关系与中韩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支持朝韩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缓和紧张对立；3、解决一个重大悬案：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坚定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4、支持半岛统一大业：主张朝韩缓和、和解，在发展交流合作、不断积累信任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自主和平统一；5、坚持一个公正立场：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关国家要共同致力于缓和局势、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并为南北方最终实现统一创造有利条件。

毫无疑问，在半岛政策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观念是错误的。中国朝鲜半岛政策是从国家根本利益、总体外交战略出发，根据国际局势和半岛形势变化制定出来的，为履行服务于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大局的根本宗旨，与时俱进、创新进取是必须条件和起码要求，准确判断国际局势和半岛形势，及时调整政策、以变应变、掌握主动，更是应有之义。

事实上，中国对半岛政策从来就不是僵死不变的，它经历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调整，那种认为中国对半岛政策僵化的看法不符合实际。

冷战时代，中国的半岛政策比较单纯，概括起来就是：依托社会主义阵营，联合朝鲜共同反对和抵御美帝和“南朝鲜仆从”的战争图谋，维护半岛和平，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韩处于对立隔绝状态的情况下，处理对朝关系构成中国对半岛政策的主要方面，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变化也主要从对朝政策上反映出来。

冷战时代的中朝关系既有“蜜月期”，也存在矛盾和摩擦，中国对朝基本政策未变，但政策微调不断进行。其中既包括中苏交恶时期的对朝政策调整，也包括文革结束后清算“极左”影响、修补和改善中朝疏远关系。冷战终结、东西阵营对抗结束后，随着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对半岛政策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一次调整，即做出中韩建交的重大决策，由冷战时代长期坚持的对朝“一边倒”、对韩对峙、对立，转变为与南北方并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对半岛外交由“单行线”变为“双行线”，领域和内涵加宽，影响力与责任、负担同时增大。这次大幅度的政策调整，极大改变了朝鲜半岛冷战时期形成并固化了的政治版图，不但给中韩两国带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对促进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也做出积极贡献，中韩建交决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应当充分肯定。但客观地看，中韩建交也不可避免地给朝鲜造成巨大困难和冲击，成为朝误解、怨恨疏远中国，选择孤立、冒险政策的外部促因之一，其负面影响迄今仍在延续，这可以说是中国为此次政策转变付出的代价，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

在中韩建交的新形势下，中朝基本关系设定和交往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冷战时期中国那种对朝出自意识形态连带性的无条件的政治声援、外交支持、经济援助已不可持续，构建中朝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客观是非曲直为标准处理双边事务、睦邻友好及互惠互利的国家关系，成为必然要求。这也就是所谓“正常国家关系”。2000年5月，金正日接掌最高权力后首次访华时，接受了中方提出的“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的方针；2006年1月，金正日再次访华时，中方又提出规范、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的新方针“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这些都是构建中朝“正常国家关系”的重要政策举措。

90年代初朝核问题的出现，对维护半岛及区内和平稳定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对朝核问题的政策不得不摆到中国半岛政策的重要位置。中国旗帜鲜明地主张和支持半岛无核化，提出以“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推动建立了六方会谈机制并积极展开斡旋外交。2006年10月，朝鲜悍然进行第一次核试，此举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威胁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遭到中国强烈反对和谴责，朝鲜试图拥核成为损伤和制约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立足大局和长远，在积极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同时，维护、发展中朝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方针没有动摇。

2008年8月，随着金正日健康恶化，朝鲜进入新一轮权力交接期，中朝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复杂形势。2009年5月朝不顾中国和国际社会反对进行了第二次核试，中国立足阻止朝鲜核武装、维护半岛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支持并加入对朝制裁行列。另一方面，朝鲜国际孤立加深，经济民生持续困难，适逢政权交接特殊时期，保持政局和社会稳定变为头等紧迫问题。基于“朝鲜成为半岛和地区局势最为薄弱环节”的判断，为防止出现动荡和动乱事态，中国实际上采取了无核化与“助朝稳定”并行方针。中国支持并参与对朝制裁，但手下留情，反对把朝逼上死路；中国警惕“政权更迭”图谋把局势搞乱，通过推进经济交流合作加大了对朝支援力度，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成为朝第一位贸易对象国和投资来源国，对金正恩平稳接班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3年2月，金正恩执政后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标志着朝在固化“有核国家”地位和推进核弹小型化、精密化、实战化方面的努力进入关键阶段，半岛无核化目标面临成败存亡的考验。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新一届政府处理朝核问题的政策不得不进一步转变。

中国针对朝鲜第三次核试的政策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向国际社会高调宣布绝不容许朝鲜拥核，绝不容许在中国家门口生乱生事，并在中朝没有高层互访计划情况下宣布习近平主席年内访韩日程，以此加大对朝政治、外交压力。第二、将“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政策表述，改变为“坚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坚定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突出强调了无核化的重要地位，宣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第三、中国更加认真地落实联合国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在金融渠道监控、核导弹开发相关物资禁运方面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等。受形势影响，中朝大型合作项目进展也已放慢。第四、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合作力度，中韩美三国沟通、协调与合作出现紧密化、机制化趋势，这是最引人瞩目、最给力的一招。如果能够克服障碍，按照正确的方向继续坚持推进中韩美三国沟通些、协调与合作，有可能对推动半岛无核化产生积极效果。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将对中国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提出新的挑战。可以预见，由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维护半岛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安全、稳定、发展利益之所在，中国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不会动摇，只会更加坚定；中国将会更加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新的对朝制裁，切实、有效地落实制裁决议；努力强化半岛无核化国际阵线，形成和加强联合促朝弃核的合力；积极动员各种可能的手段和方式，牵制、阻止朝的核武装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的“三位一体”的基本原则，坚守不许动武、不搞朝鲜“政权更迭”的底线，全力阻止半岛生战、生乱。

实践证明，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从基本准则到各方面的具体政策都是正确的，它对贯彻国家总体外交政策，缔造和平稳定周边环境，保障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但笔者认为，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部门具体政策的调整和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某一时期形势估计偏离实际，未完全摆脱传统和意识形态干扰、影响，对错误行为投鼠忌器、忍让有余等缺陷。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弥补对半岛政策短板上已经采取明显动作。从长远看，如何适应形势，提升在半岛的战略影响力，更有效地维护半岛及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仍是今后中国朝鲜半岛政策有待着力解决的课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亚太学会朝鲜半岛研究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