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伊斯兰主义力量影响力不断上升，温和力量和激进力量均对美国构成挑战。随着曾经反对和弹压伊斯兰主义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等国政府在大变局中相继垮台，沙特、约旦、摩洛哥、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其他国家被迫开始不同程度地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议会和政府的组建、政府内外政策选择等都越来越多地受到民意和舆论的制约。这种政治环境的历史性变化，为具有良好民意基础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扩大政治影响力甚至上台执政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此背景下，中东多国的伊斯兰主义力量纷纷加快政党化步伐，加紧调整内外政策，寻求以政党的身份和形象参与政治重建和变革进程，谋取政治权力，实现长期被压制的政治理想。“伊斯兰复兴党”在突尼斯成为制宪会议第一大党，并出面组建联合政府；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宣布组建“自由和正义党”，并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获胜；“正义与发展党”在摩洛哥立法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该党总书记出任首相；利比亚伊斯兰主义的党派在议会选举中占据第二和第三大政治力量的位置；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利用紧急状态法取消带来的活动空间加紧扩展实力。加上早在2006年1月就赢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绝对多数席位的“哈马斯”，以及在2011年6月由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出任总理并成功组阁的米卡提政府，表明伊斯兰主义的力量上升。然而，随着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废黜，穆兄会被取缔，以及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执政遭遇挑战，中东伊斯兰主义温和力量影响受挫。相比之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激进力量也在利用这轮变局带来的混乱和动荡壮大力量。基于此，美国调整了对伊斯兰主义尤其是叙利亚问题的政策。

美国对中东有限干预

和整合趋势日显突出面对上述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冲击，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因金融危机影响而不断凸显的双重挑战的挤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中东政策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主导塑造转变成有限干预和整合，对中东这场变局加以塑造的意愿和能力已经明显下降。这在奥巴马政府对埃及局势、叙利亚危机、伊朗核开发和巴以和谈等四个焦点问题的政策变化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第一，对埃及，美国在动态中寻求平衡。2011年2月，穆巴拉克政府在民众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压力之下变得岌岌可危时，奥巴马政府经过反复权衡，选择既维护美国支持民主发展的形象和声誉，又力图通过埃及军队来影响埃及政局演变的政策。2013年7月，面对埃及军方罢黜民选的穆尔西政府的第二次政局突变，美国一方面乐见埃及军方罢黜与美国分歧上升的穆尔西政府，既没有把这种罢黜认定为军事政变，更没有予以谴责；同时表示美国承认穆尔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要求埃及当局释放遭软禁的穆尔西，以便建立“包容和可持续的民主”，力图继续维护美国支持民主的形象。综合两个方面的考量，美国的立场和政策趋于模糊化和中立化。在穆尔西被罢黜的当天，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说，尽管美国认为埃及未来最终只能由埃及人民决定，但他仍对埃及军方宣布解除穆尔西职务并中止现行宪法“深感担忧”。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力图使用援助这个杠杆来影响埃及政局发展。奥巴马政府继续提出在2014财年向埃及提供总价值为15.5亿美元的援助，包括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2013年8月埃及军方支持的过渡政府持续对穆尔西支持者进行弹压之后，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暂停向埃及运送大型军事装备，包括2.6亿美元现金援助和3亿美元贷款。埃及过渡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并呼吁扩大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第二，对叙利亚，美国从一度准备动武迅速转为寻求政治解决。2011年以来，美国支持以海合会为代表的阿盟为在其框架内解决该问题做出多方面努力，把通过全方位施压迫使巴沙尔下台作为首要政策选项，同时逐步加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扶持。但到2013年6月，随着美国国内高层政要纷纷表示有证据表明巴沙尔政府触碰到美国此前划定的“红线”即使用了化学武器时，以色列对叙境内所谓储藏准备转运给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导弹的地点实施了两次空袭，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公报宣布尚未获得能够确认叙利亚冲突各方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叙利亚的局势变得益加复杂。8月21日叙利亚爆发化武危机，美国认定这是巴沙尔政府所为，宣布要进行惩戒性的有限打击。但随后俄罗斯提出叙利亚交出化学武器换取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方案，得到叙利亚和美国赞同。叙利亚危机从一度即将爆发的外部军事干预，转入以各方寻求政治解决为主，同时政府与反对派军队对抗继续的复杂状态。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阿盟特使卜拉西米等各方加紧斡旋，推动于2014年1月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为政治解决这场危机寻找方案。

第三，对伊朗以压促变，推动核问题实现历史性突破。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基本延续小布什政府在伊核问题上的“大棒加胡萝卜”双轨政策框架的同时，更多强调使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对伊朗全方位施压。受此影响，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不断加重，石油收入每天减少1.33亿美元左右，照此计算年度将损失450—500亿美元。

但是，伊朗并未因此寻求妥协，而是通过加快研制导弹和无人机、频繁军演等加强军事防卫能力，增加核技术开发设施，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对以色列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目标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又保持战略克制，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接触并表示愿意与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国就核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等。伊朗的这些应对措施使得奥巴马政府以压促变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下降，加上伊朗在叙利亚危机和伊拉克安全局势等问题上的影响上升，这使美国国内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上升，奥巴马政府在伊朗问题上实现某种突破的紧迫感增加。

在此背景下，2013年8月正式上台执政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为了发展经济，不断释放愿意在核开发等一系列问题上调整政策，与美国等寻求改善关系的信号。美国随即顺势做出积极反应，表示如果伊朗新政府选择实质性地和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美国将是其真诚的合作伙伴。这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实现突破提供了条件。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从而使该问题朝着政治外交解决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之后能否继续推进取决于美伊各自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互动。

第四，对巴以冲突，奥巴马政府力图推动和谈有所进展。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不久，就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讲话，表示要帮助解决巴以问题。然而，2010年底爆发的中东大变局，不仅使奥巴马政府无法继续推动巴以和平进程，而且使得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地位提高，特别是使得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与美国奥巴马政府之间的分歧大幅上升，加上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的注意力在亚太增多，这些因素导致美国推动巴以和谈的动力减弱和难度上升。2013年以来，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首访就访问以色列的推动下，内塔尼亚胡总理明确表示愿意做出历史性妥协，同意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与以色列为邻的非军事化国家。巴勒斯坦方面表示，赞同阿盟提出的新倡议。美国国务卿克里连续九次出访斡旋，力促巴以双方在九个月期限内达成和平协议。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于2013年7月在华盛顿重启直接谈判。经过十余轮的秘密谈判，克里于12月宣布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2014年1月，克里就任国务卿以来第十次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议双方就最终和平协议的框架大纲进行讨论，涉及以巴未来国界、安全力量部署、巴勒斯坦难民安置等重大问题，以便在2014年4月底完成和谈。但和谈要取得重大突破，仍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

在此过程中，奥巴马政府无论是使用外交手段，实施经济制裁，还是使用武力，都完全不同于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做法，更加注重通过多边机制和借助国际力量，力求推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制发挥作用，鼓励和支持英法等西方盟友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所代表的地区伙伴甚至中国和俄罗斯等在变局应对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这种变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关系、相关战略互动和地区局势都将进一步发生变化。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外交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