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具有重大战略利益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由来已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全面进入中东，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就不断扩展增大。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确立了其独步中东的地位。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价值逐步被界定。1990年，老布什政府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自由世界”对中东北非“这一关键性地区能源供应的依赖，以及我们与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密切关系，继续构成美国的重要利益”。1999年，克林顿政府发表的第二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道，中东北非等地区的发展局势“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未来。它们将决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些地区的国家是否会全面加入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和贩毒的斗争；它们是否会同意停止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

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对中东北非地区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小布什政府执政八年，更是明确把中东乃至“大中东”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所在。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同样把“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范围更为广阔的中东”作为“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优先事项。2010年5月，奥巴马签署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美国在中东地区存在重要利益，包括：“与亲密盟友以色列在众多事务上的广泛合作，以及对以色列安全所做的坚定承诺；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国、获得机遇等合法诉求，发挥巴人民的卓越潜能；伊拉克的安全、统一以及建立民主和重新融入地区社会；促使伊朗改变谋求拥核、支持恐怖主义、威胁邻国的政策；不扩散；推动反恐合作、获得能源并使该地区融入国际市场”。

至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界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具体，实现这些利益目标的基本路径也相应变得比较清楚。2013年9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在中东拥有四大核心利益，即保护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保障地区能源自由流向全世界、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由此可见，美国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府对其在中东地区利益的表述和轻重缓急的优先顺序有所差异，强调的重点有所变化，比如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务分别是反恐和结束伊拉克战争；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把推进以巴和平进程和撤出伊拉克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上，中东大变局发生之后则更加重视整个地区的政权更替情况、更加重视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状况、海湾地区的安全和伊朗问题等。但概而言之，从正面意义上看，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包括石油的出口、以色列的安全、阿拉伯盟友的稳定和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广自由民主共五个方面；从反面意义上看，美国在中东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恐怖主义、政治伊斯兰运动、阿拉伯国家的不稳定和内部冲突等三个方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实现和确保其在该地区的上述利益目标，更在于藉此获得对欧、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战略力量的显著优势甚至制约手段，以维护和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所以，尽管近年来由于美国内政和地区局势的变化，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的侧重点以及不同利益点的重要性和轻重缓急程度发生变化，但总体利益考量尚未发生重大变化。从战略层面看，美国只要想继续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就难以不重视中东。

大变局损害和挑战

美国的战略利益2010年底，正当奥巴马政府分阶段从伊拉克撤走全部美军作战部队，积极寻求推动以巴和谈，以及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国与伊朗(5+1+1)就核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之时，大变局却从突尼斯开始迅速席卷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更为广阔的地区。这场变局部分也是美国推动的结果，美国对变局的发生也有所预见，但变局发生的时机、形式、烈度和随后带来的效应仍然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从三年多来局势的演变看，美国在中东的现实利益有四个方面所受损失和挑战比较突出：

第一，阿拉伯盟友的稳定与安全遭到破坏，与美国的分歧扩大。在中东大变局的冲击下，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政权发生更替，经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政局持续动荡，这首先动摇了美国对中东地区政策实施所赖以支撑的基础。其中，埃及的政局变化对美国的影响尤显重要。穆巴拉克政府被推翻之后，曾经长期受美国打压的“穆斯林兄弟会”所支持的穆尔西政府上台执政。埃及穆尔西政府改善了与伊朗等地区国家的关系，其对外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凸显，美国对埃及走向施加影响的空间被压缩。2013年7月，埃及军方借助民主力量的支持罢黜了民选总统穆尔西，逮捕了“穆兄会”领导人，没收其财产，并在11月对穆尔西进行了首次审讯。穆尔西支持者与政府及其支持者持续对抗，埃及政局动荡不止。在此过程中，奥巴马政府不愿过深卷入，在两派之间寻求平衡，导致各派对美国的不满均不同程度上升。

与此同时，美国与沙特关系也面临新的挑战。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其国王阿卜杜拉对奥巴马政府最终抛弃穆巴拉克感到不满，对美离心倾向彰显。在奥巴马政府停止对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实施军事打击，与伊朗在核开发问题上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沙特对美国的不满进一步上升。尽管沙美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不足以根本改变两国之间的盟友关系，但相互之间的分歧却呈扩大之势。

而对那些正在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来实现稳定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和约旦等)来说，它们的改革进程仍将面临诸多挑战。实行君主专制的国家面临向君主立宪制转变的压力，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面临扩大和完善选举的压力，已经实现政权更替国家则面临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这意味着它们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政策的盟友和伙伴，不仅难以提供足够的配合，相反还需要美国提供更多帮助，从而对美国构成压力。

第二，伊朗在核开发问题上开始调整政策，增大奥巴马政府政策转变压力。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一直呈上升态势。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和伊朗夙敌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伊朗不仅没有收敛相反进一步扩张势力。2010年底中东大变局发生以来，特别是随着伊斯兰主义力量在多国政治地位的崛起，伊朗利用其在什叶派穆斯林网络和伊斯兰主义网络这两个方面的特殊资源和渠道进一步提升地位及扩大影响。2006年7月，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发生持续三十多天的武装冲突，被视为伊朗支持的结果；2010年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真主党”控制的黎南部地区时受到领袖般的欢呼，这些均堪为例证。在中东地区此轮大变局之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主导的“3·8联盟”所提名的候选人米卡提出任黎巴嫩总理。特别是随着叙利亚问题发展渐入僵局，伊朗公开表示要为解决叙危机出力，凸显自己对叙问题的影响力，并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阿盟两任特使安南和卜拉西米等的重视。在伊朗看来，这些变化将促使中东地区格局进一步朝有利于它的方向发展。于是，伊朗在对外关系上采取攻势，其军舰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两度过境苏伊士运河，其利用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机会高调举办不结盟运动会议，彰显自己在解决地区问题上不断提升的重要作用和不结盟运动的反美反霸立场；宣布自己是掌握核聚变等技术并已经能够生产纯度为20%的浓缩铀的国家，希望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核技术合作，包括出售核技术。在美国和以色列看来，所有这些新事态都在从多个方面反复证明和强化“伊朗政权依然是地区安全最重要威胁”的判断。

在2013年8月伊朗新总统鲁哈尼上台执政并释放政策调整信息，特别是在11月24日美中英法俄德六方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之后，美国国内对伊朗能否执行协议依然保持怀疑，对伊朗威胁的认知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阿拉伯多国动荡和伊朗对外展开攻势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国即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明显恶化。目前这场大变局对美国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色列的挑战，反之亦然。由于以色列身处这个地区，所受挑战和威胁更为直接、切实和紧迫，其对威胁的感知和认识将直接影响美国的相关判断。对于以色列来说，阿拉伯世界亲西方的温和力量受到削弱就等于有利的安全因素减少。在以色列南面，穆巴拉克政府下台之后，穆尔西政府放松了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的封锁，激进势力在西奈半岛坐大，这些变化使以色列感到来自埃及国内和“哈马斯”执政的加沙地带的威胁上升。在以色列北面，随着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开始把化学武器交由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销毁，以色列越来越担心化学武器转移到黎巴嫩“真主党”手中，担心俄罗斯向叙提供包括S-300型导弹在内的战略武器，担心这些战略武器最后也流向“真主党”手中。如果局势持续恶化，并进一步向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等外溢，那将给以色列的周边环境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此外，在以色列看来，伊朗的威胁同样在上升。鲁哈尼政府为了缓和经济困难而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政策，有关伊核问题的谈判在“5+1+1”框架下于2013年11月24日取得历史性突破。这使以色列感到伊朗以谈判争取核开发时间的战术可能得逞，内塔尼亚胡总理认为有关各方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不是一个历史性协议，而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并专门派出代表团访美就此进行磋商。所有这些事态使以色列感到其安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此，以色列一方面加强自身军备建设，增强应对局势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犹太院外集团等渠道寻求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希望美国发挥作用以影响局势；此外，以色列越来越注重加强与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等其他大国的合作，为美国对其支持下降做准备。这使得美以分歧继续扩大，相互关系复杂性增大，成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又一个重要挑战。